应对公共危机实行补偿规章制度的进步意义VIP免费

应对公共危机实行补偿制度的进步意义去年中共中央在修宪建议中提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表明了建立公平合理的国家补偿制度的决心。近来，面对世界性禽流感的暴发，我们的政府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政府的良好国际形象。国家领导人亲自部署防疫工作，全国上下齐动员。政府对这次禽流感的防治，还实行了扑杀家禽合理补偿和强制免疫免费政策。对此不仅家禽养殖户感到满意，连经济学家们也感到欣慰。“当泰国、越南的农场主面对电视镜头哭诉的时候，我就在担心，如果中国境内也暴发了禽流感，政府会不会对养殖户扑杀家禽的损失给予补偿。但是现在，我感到很欣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如是说。（见2004年2月2日《中国青年报》）其实，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对个人利益有所损害，要由政府实行公共补偿，这在国外是很普遍的。因为传染病防治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对应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和安全，其相应的成本付出应由政府承担。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公共卫生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具有一种外部性。在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地区扑杀家禽，对社会整体是有利的，惟有如此，才能严防疫情的发生和传播，才能确保公众的健康无虞。其处理成本应该由政府承担，而不应当是个人独自承担。特别是我国的养殖业发展还处于较小的规模，以一家一户养殖为主，一年三五千只的规模。如果因为禽流感需要扑杀，就可能使这些农户“颗粒无收”，乃至倾家荡产。因为养殖收入就是这些农户收益的全部，是他们赖以维持生计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对个人来说，他们更为关注的当然是个人利益，关注的是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孩子的学费和老人的医疗费用。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经济理性。但是，为预防禽流感，扑杀家禽、强制免疫都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也就是说，必须牺牲这些农户的个体利益。不如此，就不能消灭疫情的传播源，不足以遏制疫情的暴发。但是，农户响应政府号召，忍痛割爱，除了加强防疫（防疫亦需要成第1页共2页本）之外，甚至需要扑杀所养家禽，这些是农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资料和商品，如果不给予他们一定的合理补偿，似乎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客观地说，我们以前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这主要是源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思维。正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所说，以往我们国家在制定应对风险的公共政策时，往往只强调整体的社会效益，较少考虑个体的经济损失。传统的道德伦理也提倡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有句口号就是“舍小家保大家保国家”。这种道德伦理的理论基础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其实，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并非这种简单的等式关系。从国家和地方利益关系看，由于分税制，国家和地方界线分明。日益健全的社会主义的分配机制不仅体现在个体收入的差距，同时也体现在集体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即使集体可以给予个体以困难救助，但个体的生计还是要自己扛。所以，当个体为了公共利益做出牺牲时，政府理应给予相应的补偿。这体现了现代社会公共事业公共承担，公众产品政府承担，尊重个体利益，兼顾社会公平的管理原则，也符合经济社会付出必有回报的理性原则，体现了政府以民为本的责任意识。中国安全生产报第2页共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