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与宋庆龄的友谊：情真意切历久弥坚今年是我国当代法学家、政治家、女权运动先驱史良诞辰120周年。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史良与宋庆龄的友谊经历了半个世纪，情真意切，历久弥坚，既饱含了两位出色女性生死与共的革命友情，也表达了一般女性之间的姐妹深情，令人回味无穷。史良结识宋庆龄，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1932年，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仁人志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反对国民党迫害进步人士，援助革命者，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宋庆龄被推举为该同盟主席，蔡元培、杨杏佛、鲁迅、邹韬奋胡愈之、林语堂等为执行委员。他们“执行”的一项重要工作，确实是营救被迫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而史良与宋庆龄的相识，就始于这项重要工作。营救邓中夏中国互济会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外围组织。五卅运动后，牺牲、受伤和被捕的革命战士越来越多，救济任务繁重，中共中央决定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发起人有杨杏佛、恽代英、杨贤江等各界知名人士，其中以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主。1933年5月邓中夏（化名施义）被捕后，互济总会也立即展开多方面的营救活动，除派人请唐豪等律师为邓中夏辩护外，还将这一音讯报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请她设法营救。史良回忆说：“1933年的一天晚上，有个生疏人来到我家里，要会见我，见到以后，那人拿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的是我敬慕的宋庆龄女士的名字。这个生疏人转达了宋大姐的意思之后，我就在第二天到她（宋大姐）家里，原来是她要我承办中共党员施义的案件。”史良曾回忆这次会见说:“孙夫人一见我就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她那漂亮而严峻的面色深深感染着我，给我以决心和勇气。她讲话简短、明确，态度沉着、冷静，目光坚决、柔和。”当天，她们为营救上海地下党领导人邓中夏商讨了法律援助方法。史良深感责任严重，本人又年轻，因而请了本人的教师、上海著名的律师董康一起承办此案。他们分析后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国民党把人引渡走。史良理解到邓中夏和一同被捕的林素琴已被解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设在租界）受审，她立即赶到三分院进展疏通。史良事先还做了捕房律师顾守熙的工作，让他也反对引渡。结果，法庭作出“不准移提”的裁定通过史良等人的大力营救，法院判决邓中夏52天徒刑，同时能够交保释放。史良认为获得了初步成功。但她万万没有料到，林素琴却特别快反叛了，她交代了施义的真实姓名为邓中夏。国民党不惜花费10多万现大洋，收购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上上下下，并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强令高三分院作出准许邓中夏“移提”的裁决，同时对作出“不准移提”的庭长记了一个大过。1933年9月，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这是史良“第一次承办为革命者辩护的案件”。此后，宋庆龄经常介绍案件给她，一类是“营救”性质的政治案件，另一类是妇女案件。她们志同道合，共赴国难，营救革命党人于危难，救助妇女姐妹于水火，在长期交往中结下了深挚友情。营救“七君子”案件1935年初，日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进而吞并全中国。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章乃器、沈钧儒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各界救国结合会(简称“救国会”)在上海成立，会上推举宋庆龄为救国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由于“救国会”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公开批判国民党“对外让步，对内用兵，对民压榨”的反动政策。因而，“救国会”自成立伊始，便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不断迫害与镇压。1936年11月23日，史良和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七位救国会领袖被当局非法抓捕，酿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案。宋庆龄得知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后十分愤慨，立即带着“救国会”展开一系列的营救活动。先嘱孙科带上她的亲笔信星夜兼程，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处，请其敦促放人。12月16日，宋庆龄与马相伯、何香凝三人向全国同胞发表《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要求立即无条件恢复几位被捕先生的自由。”《宣言》的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方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同时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