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走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复合型之路VIP免费

走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复合型之路田雄李永乐自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的“农村城镇化”思想萌芽近八十年以来，中国仍在探寻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发展道路。从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再到新型城镇化，不同的战略举措对人口庞大的中国举足轻重，这不仅关乎能否在20XX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关乎亿万普通百姓的福祉。为此，当前很有必要对城市化、新农村和城镇化三种政策实践现状重新审视，进而寻求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笔者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走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两新”战略并行的复合型道路是符合当前的基本国情。一、警惕“城市化陷阱”目前，城市规模扩张是一些地方追求gdp增长的主导思想。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化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但城市化水平并非越高越好，必须符合国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大幅上升，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XX年52.6%（城市化率和城镇化率在数据统计时往往含糊不清，没有明显区分）。然而，城镇化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但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仅在35%左右，我国的城市化总体质量并不高，主要表现为：一是城市化gdp政绩取向强劲。城市化gdp是把城市面积扩张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载体。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化，过分注重土地城市化而忽视了人口城市化。当前，在近7亿城镇人口中，有近一半的人不是真正的城市市民，中国的城市化成为了“半城镇化”或“伪城镇化”。在2.6亿人口的农民工中，绝大部分也是“半城市化”，在城市并没有稳定的工作、住房和安稳的保障，在年老体弱或病残之后不得不选择返回农村，有些土地早先被征用或房屋被拆迁，甚至出现了无地可种或无家可归的现象。二是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在当前土地实际国有的制度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面积急剧扩张，造成大量的良田村庄被城市吞噬。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第1页共7页到20XX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十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了，一天之内就有近300个自然村落消失。20XX年初，仅国土资源部披露的全国闲置土地就有1497宗，面积达9772公顷，总市值达768亿元。这不仅导致大量的农田土地被侵占，而且对粮食安全产生严重威胁。同时，由于不法拆迁和暴力强拆，严重损害了社会和谐和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并且对承载传统中国文化的许多古村落以及承载生态绿化的湖泊、池塘、河流致以毁灭，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三是过度城市化威胁社会稳定。与中国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拉美地区，由于过度城市化并没有为涌入城市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医疗条件和居住场所，导致拉美地区城市陷入了被贫民窟包围的城市。面对社会贫富的巨大差距，城市因为有着人口集聚程度高、信息传递快的特点，在各类风险来临时，城市易成为暴力场。社会底层也往往会利用各类事件，比如简单的豪车撞人、城管执法都可作为自己“泄愤”的机会。城市扩张的主导思想易使更多的优势资源集聚于自身，却难以均衡分配给社会各阶层，使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对于人口庞大但人均资源短缺的中国来说，稍有不慎都可能成为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城市化率的提高要求城市的承载力相应提高，如果出现不均衡发展，拉美现象很有可能在中国重演。二、发挥新型城镇化多重正功能新型城镇化绕不开早期“小城镇”建设的思想。三十年来，苏南地区从“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乡镇工业逐步发展成以开发区为载体的外向型经济，走出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城镇化发展之路。即早期乡镇工业化、产业化凝聚吸纳了大量的本地和外来人口，促进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较为均衡，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健全，工业化实现了农民收入方式非农化，造就了县级财政收入大幅上升，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协同推进的城镇化格局。不过，苏南乃至沿海发达地区在城镇化早期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瓶颈：一是外来人口压力较大，原有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等承载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土地保护压力较大，例如苏州全市土地开发强度已达28%，第2页共7页接近XX省规定的30%的极限水平；三是城乡之间仍然存在制度上的鸿沟，虽然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