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代工厂员工中毒事件凸显职业病防治困局“毒苹果”后看职业病防治困局124名尘肺病农民工再次触动职业病诊断鉴定制度的软肋新春伊始，苹果公司在《2011年苹果供应商责任进度报告》中披露，其中国供应商联建科技，确实发生137名员工正己烷中毒事件。就在苹果公司发布报告的同一天，2月15日，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表示，今年底前，除个别特殊地区外，职业病防治机构将实现全国性覆盖。这一举措，被认为彰显了中国眼下力图突破职业病防治困局的决心。在卫生部职业卫生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疾控中心职业卫生所所长李涛看来，职业病防治困局的突围并非眼下刚开始，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四部曲”行动。2009年5月，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出台。2010年4月，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由9部委组成的职业病防治工作部际联席会议。2010年10月，中央发文对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监管职能做出调整，强化对用人单位的监督管理责任。11月，国务院法制办启动备受瞩目的《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法。紧锣密鼓的行动之外，李涛感受最深的是，职业病防治的投入明显增加了。国家专门设置了职业病防治专项，并得到中央财政的支持，最初是9100多万元，2010年投入超过了一亿元，而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是中西部地区的职业病防治机构的建设。“毒苹果”引发舆论对中国职业病防治的新一轮关注：突围行动成效如何，困境何在？职业病防治是政府公益事业吗2010年，卫生部提出“职业病防治机构全覆盖”，要求每个县有一家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每个地市至少有2家职业病诊断机构。举措的迫切性，缘于中国职业病防治机构数量的严重匮乏。几年前，个别地区全省只有一家职业病诊断机构，患了职业病的劳动者就诊要长途跋涉，再加上异地的食宿负担，不堪忍受。近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向公众宣布，全国省一级独立的职业病防治机构只有12家。为何这么少？“1987年以后，国家曾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职业病防治体系，每个省都有一家独立的职业病防治机构，称‘职业病防治院’或‘劳动卫生研究所’，绝大多数地市也有这种集预防、治疗、体检、监督为一体的综合性职防机构。”李涛说，但该体系在2000年受到了冲击。随着疾控体制改革，这些独立的职业病防治机构被拆分，预防的部分并入疾控中心，作为职业卫生科；临床的进入综合医院；监督的进入政府相关监督部门。到目前，地市一级的独立机构总共剩下不到40家。“改革之后，很多地区缺乏一个权威的、一锤定音的职业病防治机构，因此一旦发生职业危害事件，当地就处理不了。”李涛说，职业病防治是一个预防、治疗、管理、教育、研究的综合体，这是80年代职业病防治机构的定位，现在似乎有点回归的意味。然而，综合性职业病防治机构的建立，并不是单纯的数量问题。李涛透露，卫生部正委托中国疾控中心，为职业病防治机构设计绩效考核标准。主要考核：作为政府举办的职业病防治机构，主要任务是什么？做得怎么样？原来从未有过这样的硬性考核标准，一般只是服从地方政府的任务安排。“定位不清，是目前建设综合性职业病防治机构最大的障碍。”李涛说，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它是否纯公益性的？2000年，众多独立的职业病防治机构在改革中消失，重要的背景是这种承担政府责任的事业单位靠自我创收，经济上异常艰难，在市场经济大潮里“活不下去”了。“目前来看，未来一个时期内，政府还是需要提供资金维持职业病防治机构的运转。”一旦定位为“政府举办的公益机构”，可以让职业病防治机构专心地满足政府的职业病防治需求。然而，另一个矛盾还是解决不了——职业病的临床部分很难是公益、免费的，要么走工伤程序，要么由企业支付。“如果不能清楚解决定位问题，即使建立起独立的职业病防治机构，将来因为缺乏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和配套政策，还是会垮掉的。”企业能“自证其罪”吗职业病诊断鉴定制度是本次《职业病防治法》修法的重点，2009年河南新密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无奈维权行动，被认为是本次修法的导火索。时隔两年，124名尘肺病农民工再次触动职业病诊断鉴定制度的软肋。2011年2月，在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职业病筛查中，124名农民工被确诊患有尘肺病。他们的维权拖延时间远远超过了张海超，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