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什么篇一：冷战国际环境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冷战国际环境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关于五十年代后半期中国政治的开展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咨询题,中外学者多年来进展了许多有益的讨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假设德(RoderickMacFarquhar)的著作,以丰富的历史材料对中共领导层的决策过程,以及妨碍这一过程的国内外要素,做了深化的研究,在西方同行的著作中最有代表性。[1]然而,产生于七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这两卷本大作,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受文革时期流传的材料的妨碍,较多地强调了五十年代后半期面对苏联东欧风云变幻，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此外,在某些尚缺乏足够材料证明的咨询题上,作者做了大胆的推论和猜测。全书所阐述的这段历史,带有特别浓重的宫廷政治色彩。尽管如此,这部大作（欣闻第三卷已经咨询世）的分析方法和观察视角,对中国学者仍有参考价值。近十年来,中国方面又有一批新的史料出版。[2]依照这些新材料,我以为,前人的某些（不是全部）推论和猜测已被推翻或证明。实际上,特别多“分歧”被那些文革中的材料夸张渲染,甚至无中生有。新的材料说明,至少到五十年代后半期,中共领导核心之间,政策根本一致,没有严重分歧。即便稍有分歧,刘少奇等领导人也是立即以毛泽东的意见为准。尤其在对斯大林逝世后苏东风波的因应等对外咨询题上,中共领导核心完全遵从毛的决策。我还以为,就讨论文革起源而论,比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更值得注重的一个要素,是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例如他那一整套辨证法、矛盾论、斗争观、两点论、两分法等等。本文将中共领导核心视为一个整体,讨论其怎么样在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指导下,在对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等国际风潮的回应中,一步步走上了文革之路。关于缺乏确凿史料论证的咨询题,宁肯置而不管。毛泽东的文革政治理念,鲜明地表述于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编辑部结合发表的一篇经他本人审定的社论中。[3]社论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接着革命的理论”，将其归纳为六个要点：（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确实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实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留认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五）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本人教育本人”。（六）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以上论点是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经典概括,而第一点是这个理论的哲学根底。选择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来阐释这个理论,是意味深长的。社论提示人们留意这个理论缘起的国际背景:“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纂夺了政权,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特别深化的历史教训”,“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内部来纂夺党和国家的领导,走上‘和平演化’的道路”。[4]尽管中国内部各种矛盾的开展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缘故，但一些国际要素也妨碍了中国内部矛盾的开展和文革的发生。反对美国某些政治家推行的“和平演化”战略，防止苏联“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中国获得政权，这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冷战国际环境的回应，也是中国文革缘起的背景。一以苏为鉴,探究中国社会内部矛盾自两极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构成后，中国共产党入鉴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敌对态度，作出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选择。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并不情愿照搬苏联方式，而试图独立自主地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以和平方式对消费材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确实是一例。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根本完成了，中共面临的下一步的战略任务，确实是探究合适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