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基本经验总结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奏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历史赋予获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使命，也是需要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的重大课题。苏联建立起了集体农庄，为其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了典范。中国共产党也几乎自其成立起就将合作社视为社会主义的农业组织形式。在农业合作化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苏联的经验，认为“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1]（p.434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土地改革完成后，我们就依靠强大的政治优势，将农民组织起来，仅仅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就走完了从合作化到集体化的全过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集体化完成后，我们党对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一方面，通过调整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和下放基本核算单位，克服不同集体经济和不同生产组织之间的平均主义，提高生产单位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农村集体经济和农业生产组织内部，贯彻落实按劳分配原则，通过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提高其生产积极性。由于当时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也是由于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一再泛滥，多次打断了正确的探索进程。但由于百折不挠地对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做出调整，由于广大农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高度信任和创造性实践，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相对稳定的时期，我国的农业还是获得了缓慢的增长，一定程度地满足了工业化推进和人口增长的基本需求。在资金不宽裕、大型施工机械缺乏的条件下，依靠“大兵第1页共15页团作战”的人民公社体制在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并确保了农村和农业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向城市和工业。但是，将这种组织方式用于农业生产不会产生真正的规模效益，相反会成为一种低效率的集合，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所谓集体劳动分工协作的优越性（但不是说没有分工协作。这也正是“大跃进”和李文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基本经验总结作者。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党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新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经济政策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工作方法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坚持了民主和实践的原则;好的形势能否巩固关键在于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和可预期性。[关键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基本经验[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273（201107-0043-0643--“农业学大寨”时期农田水利建设成就突出而农业发展相对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人民公社体制越是向前发展，自身的弊端暴露得也就越明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虽然人民公社体制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仍在惯性发展，但解决吃饭问题、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成了由大乱走向大治的头等大事。随着中央恢复和新推出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村整体形势开始向休养生息过渡。这一时期，许多干部向中央反映农民反对“一平二调”和瞎指挥，要求尊重生产经营自主权。作为回应，1978年初，邓小平在广东等地的讲话中提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反对“一平二调”、瞎指挥。同年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一方面仍在强调学大寨，另一方面又特别指出要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各项经济政策。第2页共15页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10月，农业按劳分配讨论会在京举行，平均主义的大寨记工法引起众多非议。11月4日，山西《晋中报》发表了李韩锁书记的讲话，抨击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形而上学的观点、盲目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做法，等等。11月24日，《人民日报》专文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