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故宫的离合》读后感说起故宫，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北京有一个故宫，台北也有一个故宫，是战乱使原本属于一家的故宫博物院分隔海峡两岸。不过，假如有人告诉你，除了北京故宫、台北故宫，还有南京故宫、沈阳故宫，许多人可能就要愣怔一下了，包括我在内，也许会说：哦，好像是的。而将两岸故宫的关系进行一番认真梳理，将故宫在政权更迭、异族入侵、战火内乱中的迁徙流离做一番严谨而不失可读性地解读的，竟是一位日本人，我们自然就会予以更多的关注了。这位日本人是《朝日新闻》的资深记者、有“中华圈专家”之称的野岛刚。他曾驻点台湾三年；并历时五年，奔波世界各地，采访了不少文物专家、政界及相关人士，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终成《两个故宫的离合》一书。野岛刚对本书的定位十分清晰，他坦承自己并非文物专家，无法论述故宫的文化与艺术价值，他的专长在于以一个新闻记者的专业眼光，凭借政治、外交、历史的视角，探讨两个故宫存在的原因及各自的发展，正如本书副标题表述的那样——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他想“通过故宫，描绘出政治权力与文化之深层共生结构的样貌”。应该说，野岛刚做到了。从古至今，华夏大地上的文化演进与文明积淀，与政治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道理不难明白，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权力不象现代民主国家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民选），而是所谓的“受命于天”、“君权神授”，因此，要保持政权的正当性、统治的权威性，往往就需要一种权力和文化延续的象征，从“和氏璧”，到“鼎定中原”的“鼎”，都是这层意思。《两个故宫的离合》中提到的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建构了现在故宫的雏形”，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清朝是少数民族满族统治华夏的朝代，但清朝的历代皇帝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情远胜于过去的汉族皇帝，爱好及收集文物第1页共10页的兴趣也远超前朝，乾隆又是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根底比较扎实、文物造诣最为深厚、收集文物最为热心的皇帝。他用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与满族统治阶层已经融入了中华文化中，以此赢取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的认同。其实这就是一种政治意味很强但又很巧妙的文化宣示。国民党败退台湾，将相当部分的故宫文物迁移到台北，成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它自然成了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向台湾人民弘扬中华文明、强化一个中国意识，甚至宣扬“汉贼不两立”、鼓吹自己是复兴中国文化的道统的有效载体。然而，星移斗转，世事变迁，当政党轮替、民进党政权上台之后，台北故宫在政治的风云变幻中陷入了迷茫之中。那位曾经担任民进党政权教育部长，宣称将地球仪倒转360度台湾就会成为世界中心、因而闹出了国际笑话的杜正胜先生，在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与国民党政治体制切割的行动，比如撤掉各楼层展示的孙中山或蒋介石铜像、绘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油画。杜正胜在接受野岛刚的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故宫=中华”，主张故宫应该以台湾为中心，与亚洲与世界联结交织，收藏好的艺术品；故宫要在台南的民进党“票仓”嘉义设立南院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杜正胜还质疑故宫的“狭隘”，认为它没有办法全面代表中华文化，应该检讨亚洲大陆文化发展下的中华文化，博物馆界并无单一民族博物馆的存在。因此，台北故宫虽然有很好的藏品，但与其他世界著名博物馆相比较，无论从收藏品的数量还是多元性来讲，都很难说是世界最好的博物馆。如果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出发，这些话题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于，杜正胜的这些主张和行动，有很险恶的政治算计，说得再明白些，就是要让台北故宫彻底地“去中国化”，为民进党的“台独”政策服务。因此，他在台北故宫走马上任后的“去政治”言行，本身就掉入了“台独”政治的泥淖，其虚伪性就不言而喻了。北京故宫的前身是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在紫禁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本书的第三章“漂泊的文物”、第四章“文物到台湾”，以17岁的高中毕业生那志良进入清室善后委第2页共10页员会工作，从此与故宫文物结下不解之缘；并亲身保护故宫文物在抗战的烽火中踏上迁移的漫漫旅途。1949年又随故宫文物移送台湾，几十年与文物的生死与共，成为“故宫的活字典”为线索，描述了故宫文物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