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反贪工作解决举措1意志的尊重，为其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程序上的保证，反映出国家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文明与进步状况。刑事诉讼追求实体真实的目标，必然会损害相关诉讼人的权益，但是现代刑事诉讼充分考虑刑事诉讼所采用的手段与其所损害的法益的相当性，因此要求刑事诉讼的程序必须适度，以确保当事人的权利。沉默权则充分体现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意思决定的自由与意思表现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和排斥，沉默权写入刑事诉讼法应当是欢迎的。“律师在场权”是指刑事案件的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面对国家追诉人员审讯时，享有由律师在场陪同的权利。狭义而言，它是仅指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犯罪嫌疑人有权要求其辩护律师在场提供法律帮助，辩护律师根据当事人的要求有权在场的权利。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确认了律师在场权，英美法国家的侦查程序中，律师享有广泛的申请在场的权利；对于每一次讯问，如果嫌疑人有要求律师到场的要求，在等待律师到来之前，警方不能开始讯问。而在大陆法系的法国和意大利也有相关规定，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讯问嫌疑犯时，自愿由辩护律师陪同者，只能在辩护律师在场时讯问。意大利法律规定的律师在场权更为详细：“司法警察在初步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通知辩护律师在场，否则，讯问所得的陈述笔录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司法警察对有关的场所、人身进行搜查，对有关的物品、痕迹或人员进行紧急核查、扣押等活动，以及经公诉人批准对有关的邮件进行拆封，辩护律师到场参加”其与沉默权一起构成了被告人制约国家权力、捍卫自身权利的一把利剑。二、应对还是参与面对沉默权和律师在场权的呼声，不少人认为这是限制了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不利于侦查，甚至有损于侦查工作，尤其对于贪污贿赂这种对抗性强，1：3供依赖性强的案件。这两项权利的确立，将使反贪工作陷入困境，有人据此提出反贪工第1页共4页作应该积极应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挑战。如何应对有人提出加强反贪基础工作，有人提出加强反贪业务培训。的确，加强反贪基础工作如建立信息情报机制和侦查人才库，加强反贪业务培训如提高线索分析能力和审讯能力，是反贪工作所必须的。但仅仅强调这些，而不在法律制度上确立有利于检察机关侦查的制度，难免会“道高一尺，魔高～丈”。事实上，世间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没有一种制度是独立存在的，都有其相对应而配套的制度。在西方国家，证据推定规则、强迫作证和刑事免责制度也是很普遍存在的，这是和沉默权、律师在场权相对应的。1.有关证据推定规则。证据推定，即根据已知一方行贿或受贿的情况，即可推定另一方受贿或行贿，除非能提出反证，否则推定即可成立。该项规则始见于英国1916年颁布的《防止贿赂法》。该法第2条规定，以受贿罪被起诉之人“当其被证明在王室，或者任何政府部门，或者公共机构供职时的任何现金、礼品或者其他报酬是来自与公共机构签订合同的人员或其代理人所支付、或者给予时，该现金、礼品或者其他报酬，应当被认为足上述法律所说的作为诱导或者回报而贿赂地支付、给予或者接受。但反证被证实的除外。”以后，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文莱、尼日利亚、塞浦路斯、巴哈马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也陆续在其反贪法规中规定了这一规则。该规则也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赞同，美国著名学者乔恩·r·华尔兹也认为：“在刑法中很常见的一种推定是最近明知且排他地拥有某种犯罪赃物——无法解释或解释很无力——的事实可以作出有罪的推断。”联合国1990年第8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决议也认为：“当明知他公职人员，笔者注洧贪污舞弊行为，从而产生非法收入或资产，但拿不到确凿证据时，这也可以作为公诉的根据。”四而且从逻辑上讲，“推定往往与盖然性居优势的标准相符，因此，只是表示凭常识能独立得出结论的简单说明。结论真实的可能性如此之大，因此除非另一方当事人能提出反证，就应该作出对另一方有利的裁决”。在贿赂双方当事人举证于已有利而不举证时，法庭有理由以已掌握的事实推定其行贿或受贿罪成立。第2页共4页2.“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