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共4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页共4页法律监督的内涵万毅检察机关的理论工作者认为，所谓的“法律监督”，特指人民检察院通过运用法律赋予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追诉犯罪和纠正法律适用中的违法行为来保障国家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正确实施的专门工作。按照这一界定，法律监督权是由多种权力组合而成的，包括侦查权、公诉权，都属于法律监督的范畴，都具有法律监督的属性。诉讼监督权属于法律监督的范畴，自无疑义。问题在于，职务犯罪侦查权以及公诉权是如何被纳入法律监督权的范畴的呢?对此，理论工作者进一步论证道，法律监督表现为两种基本的职能形式，一是对违反者具有强制性的揭露和移交裁决职能(如立案、侦查、逮捕、起诉)，二是对违反者不具有强制性的提出纠正意见。因此法律监督权与侦查权并不矛盾。检察机关对“犯罪的追诉本身就包含了对违反刑事法律的监督”，“检察官以公诉人身份出庭控诉犯罪，就是对被告人监督”，“检察机关依据刑法规定监督一切公民、单位必须在遵守刑律的轨道上行动，任何触犯刑律的行为都要受到追究。这种侦控犯罪的工作属于法律监督的范畴，理应由专司法律监督的检察机关行使”等等。对此，一些人并不认同，他们质疑：为什么公安机关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现、证明、检举即侦查、追诉活动就不是法律监督呢?而一旦检察机关行使类似的权力，就立刻转变成为法律监督权?为什么公安机关“依据刑法规定监督一切公民、单位必须在遵守刑律的轨道上行动”、对任何触犯刑律的行为予以追究的活动就不是法律监督呢?为什么同样是负责发现、证明和检举违法犯罪行为、提交法庭裁判的西方国家检察机关的活动就不是法律监督呢?[2]面对上述质疑，理论工作者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理论范式予以支撑，始终无法从正面予以回应，而只能诉诸国情，主张中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以及法律监督职能，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是由中国独特的国情所决定的。殊不知，这种带有策略性但缺乏学理性的解释虽然可以暂时遮蔽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现实合理性的质疑，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合理性问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也因此陷入争议的漩涡之中。也正是由于对这一关键性概念的解释无力，“尽管经历了50年的发展和20多年的改革创新，中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理论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理论研究的滞后是限制检察制度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增加改革风险与加大改革成本的根本原因。”[3]因此，要解决法律监督的法理合理性问题，必须寻求全新的理论范式和解释理路。笔者认为，要正确解读法律监督的意涵，必须坚持以下视角和立场：一、法律监督是一个法律概念，唯有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方能正确解读法律监督本身是一个法律概念，因此，对其内涵的解读，属于法律解释的范畴，不能任意为之。对法律监督涵义的揭示，要有一定的“章法”，即应当从法律条文和立法原意出发，运用法律解释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对其确切内涵予以揭示，切忌望文生义，更忌断章取义。据此，笔者主张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理清我国关于法律监督权的立法渊源，进而运用比较法解释的方法正确揭示法律监督权的内涵。我国传统检察理论认为，中国的检察制度借鉴自前苏联，因而与西方(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不同，不能借用西方国家的检察理论来解读中国的检察制度。这一观点隐含着一个未经证明的前提，即前苏联的检察制度与西方国家的检察制度之间完全不同。笔者持不同意见。第2页共4页第1页共4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2页共4页在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的基本功能被定位为“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所谓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是指“作为法律之守护人，检察官既要保护被告免于法官之擅断，亦要保护其免于警察之恣意”。[4]即检察官既要监督法官，又要控制警察，对两者分别实施监督、制约。检察官的这种“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功能，使得检察官不仅是刑事诉讼的参与者，更是程序的监督者，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侦查程序中，检察官需对警察的侦查活动施以法律监督，防范警察滥用权力演变为权力不受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