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司会计和治理信息的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研究袁卫秋（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江苏南京210046）摘要：本文以2005年上半年沪深两市中首次被ST的52家公司和52家非ST公司为研究对象，同时利用这些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和公司治理信息来构建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公司治理特征对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具有显著的影响；（2）公司治理信息不能为财务信息所覆盖。一方面,说明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的财务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今后在研究和构建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会计信息，还应考虑公司治理信息等，以构建出更为有效的预测模型。关键词：会计信息；公司治理信息；财务困境；预测模型作者简介：袁卫秋，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师，上海财经大学统计系博士生。中图类分类号：F276.6文献标识码：A引言自Beaver1966年在其开创性的论文“FinancialRatiosasPredictorsofFailure”中提出公司财务困境的预测模型以来，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就一直方兴未艾。三十多年来，学者们为了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不断地对模型的构建方法进行探索，从最初Beaver（1966）提出的一元判别模型、Altman（1968、1977）提出的多元线性判别模型、Ohlson（1980）提出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到新近Coats和Fant（1991）提出的神经网络模型、Lindsay和Campbell（1994）提出的混沌理论模型、Charitou和Trigeorgis（2000）提出的期权理论模型等。然而，新近发展起来的预测方法由于理解和具体操作上的过于复杂以及并没有显著改善模型的预测能力，因而在学术文献中研究者广泛采用的仍是传统的三大方法。这就意味着如果还是仅仅停留在预测方法的改善上，则这一领域的研究将很难继续向前推进。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开始从构建模型的指标上进行深入思考，他们不再局限于仅仅利用会计信息来构建模型，而是单独或同时利用公司治理信息等来构建模型，从而为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从文献上来看，Simpson和Gleason[1]似乎是第一个利用公司治理信息来构建财务危机预测模型的。1999年，Simpson和Gleason在“董事会结构，所有权结构，和银行企业的财务困境”一文中，选取了近300家银行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表明，除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对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有显著影响外，其他指标均没有显著影响。2001年，Elloumi和Gueyie[2]在其“财务困境和公司治理：一项经验分析”一文中，以加拿大的92家商业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1）财务困境公司和健康公司的董事会构成存在显著差异，财务困境公司的外部董事比例显著较低；（2）对经历CEO变换的财务困境公司而言，董事会构成在财务困境和财务健康公司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外部董事比例并不存在显著差异；（3）CEO与董事长是否兼职，在财务困境公司和财务健康公司之间没有显著差异；（4）经历过CEO变换的财务困境公司受两职合一结构的影响显著，经历过CEO变换的财务困境公司，由CEO控制的董事会显著较少。2004年，Lee和Yeh[3]在“公司治理和财务困境：来自于台湾的证据”一文中，以1996－1999年发生财务困境的45家台湾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然后根据同行业和相近规模的原则选择了88家没有发生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作为配对样本，最终得到133家。研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特征中的绝大多数指标都对公司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有显著影响，而反映公司财务特征的指标却只有一个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国外学者而言，国内学者对于企业财务困境的研究起步较晚，1999年以后才陆续出现了以会计信息为基础建立的财务困境预测模型，这其中以陈静（1999）[4]、张玲（2000）[5]、吴世农和卢贤义（2001）[6]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然而，纵观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预测模型都只是基于会计信息，而利用公司治理信息进行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的研究却很少见。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仅仅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模型未必具有最佳预测效果。因为财务困境的发生，除了公司营运方面出现问题外，尚有公司大股东违法挪用公司资产、提供违规担保、董事和监事功能弱化等其他原因。这类问题，无法单独利用财务报表中的信息进行诊断。所以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