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劉進寶《唐宋之際歸義軍經濟史研究》楊際平劉進寶先生從其發表歸義軍經濟史研究的第一篇論文《從敦煌文書談晚唐五代的“地子”》（《歷史研究》1996年第3期）到現在已近12個年頭。這10來年，史學界關於歸義軍經濟史，特別是土地、賦役制度問題有過比較熱烈的討論。而我這10來年，主要精力用於完成幾項課題，先是承擔了《中國經濟通史·隋唐五代卷》，繼而是參加陳明光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唐宋制度變遷與地方政府經濟管理職能演變》，隨後又承擔了《中國財政通史·秦漢卷》的撰寫任務，這幾項工作雖然都未離經濟史範疇，但卻離開了敦煌學，所以對此期間關於歸義軍時期土地、賦役制度的討論，我僅限於一般瞭解，而未作研究。因此，當《敦煌吐魯番研究》編委會要我給《唐宋之際歸義軍經濟史研究》寫書評時，我先是不敢承接，後來才勉強接受。但我勉爲其難寫成的這篇文章，還不算是書評，因爲《唐宋之際歸義軍經濟史研究》已有權威機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作出的權威評價：“國家社科基金研究項目優秀成果代表國家社科研究的最高水平。”似乎已無需我再作評價。我這篇小文主要是談談我學習《唐宋之際歸義軍經濟史研究》的一些感想，同時也提出一些參考意見。爲利於學界今後的继续研究，以後者爲重點。一劉進寶《唐宋之際歸義軍經濟史研究》一書優點很多。舉其要者，有以下幾點：（一）充分利用了敦煌出土文書資料。我們知道，傳世文獻資料缺乏是唐宋以前區域經濟史研究面臨的共同問題，西北邊區就更是如此。晚唐五代宋初，有關西北邊地政治、軍事、文化活動的傳世文獻資料還有一些，有關社會經濟狀況的資料除屈指可數的有關朝貢的幾條外，幾乎完全付之闕如。僅靠有關朝貢的那幾條資料顯然無法完成對歸義軍經濟史的研究。幸而敦煌出土有這一時期的一批官私文書可資利用。這些敦煌文書都是未經史家加工取捨的第一手的實證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這是敦煌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獨特優勢。作者正是利用了這一獨特優勢，才得以完成對歸義軍經濟史的研究，並取得可喜成績。（二）作者視野廣闊，不是就敦煌研究敦煌，而是將對歸義軍經濟史的研究置於晚唐五代宋初歷史大變動這一大背景之下。誠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說：“敦煌歸義軍政權（848－1036）正處於晚唐五代宋初這一歷史的大變動時期。在這一階段，中原王朝戰亂頻仍，改朝換代頻繁，藩鎮割據，社會動蕩，而歸義軍作爲一個特殊的藩鎮，統治敦煌長達180多年，其間除了極短暫的‘西漢金山國’以外，它一直保持着和中原王朝或疏或密的聯繫，因此，對歸義軍歷史的研究，不僅僅是對這個孤據河西一隅，處於多個少數民族環繞中心之特殊藩鎮的研究，而且有助於我們認識晚唐五代宋初的歷史”。“通過對歸義軍經濟史的探討，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認識和研究唐後期五代的經濟史，使我們對唐宋之際經濟的傳承與演變有一更加清晰的認識”。事實也是如此，作者對歸義軍時期土地、賦役制度的研究都非常注意它與同期中原地區土地、賦役制度變化的聯繫。這就使他的研究明顯有別於一般的地方史研究，而更具學術價值。（三）作者很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又勇於創新，提出了許多新的看法。如衆所周知，魏晉南北朝時期，新疆吐魯番地區已有白疊子（即棉花）的種植，《梁書》卷五四《高昌傳》即記：其地“多草木，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此後，棉花是否已經傳入河西，並經河西傳入中原，是治經濟史學者非常關心的問題。鑒於中唐以後的敦煌資料常見“緤”的記載，有的學者即據此認爲棉花經中亞傳入新疆，再經河西傳入中原；晚唐五代敦煌地區棉布使用非常普遍，這些棉布、棉花均産自敦煌。劉進寶先生則提出不同看法。認爲：傳世文獻與出土文書都能找到吐魯番種植棉花的資料，而于敦煌，傳世文獻卻找不到種植棉花的資料，敦煌文書雖有“緤”字，但不能證明它就是棉布，敦煌文書中也未見種植棉花的資料；新疆地區的棉花種植已被大量的考古發掘所證實，而敦煌地區的考古發掘中卻沒有有關種植棉花的直接證據；敦煌考古發掘雖發現一些棉布，但不能證明它産于敦煌，而敦煌出土的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