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物经济发展中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及其立法对策OntheSecurityProblemsofPublicHealthintheDevelopmentofBio-economyandTheirLegalCountermeasures刘长秋科学家们普遍认为，生物产业是21世纪的支柱产业。[①]生物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飞速发展使得生物经济经成为国际科技竞争和经济竞争的重点领域。然而，生物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大量的伦理与法律问题。近年来，伴随着生物技术在我国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医药学领域的广泛应用，以药品不良反应为代表的各种医药卫生安全事故频繁发生，急需要我国采取适宜的立法应对策略。一、生物经济发展中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及其对现代立法带来的挑战依据我国学者邓心安的界定，生物经济(Bio-economy)是一个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是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为基础的、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②]生物经济是在信息经济生命周期处于发展和成熟阶段孕育起来的一种经济形态，以1953年FrancisCrick和JamesWatson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为标志；2000年6月，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的完成和公布标志着生物经济进入成长阶段。为此，有专家指出，今后20年里，有机的生物技术将与无机硅的信息技术以及无机的复合材料与纳米技术并存，生物过程数字化技术将在这段时间获得突破，从而为生物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奠定基础。[③]现在，生物技术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增长速度大致是25％～30％，是整个经济增长平均数的8-10倍左右。[④]生物经济这种现代经济形态的出现，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动剂，增进了人们的福祉，但与此同时，一些法律和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为其生物经济的深入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对当代立法带来了尖锐挑战。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笔者以为，所谓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就是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问题，而生物经济发展中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也就是生物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引生的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问题，尤其是在发生在医药领域的、针对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问题。生物经济的发展已经给各国医疗卫生事业带来了强劲挑战。生物制药的发展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1977年，美国首先采用大肠杆菌生产了人类第一个基因工程药物——人生长激素释放抑制激素，开辟了药物生产的新纪元。此后，生物制药在很多国家都获得了飞速发展，成为各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由于生物技术在药物生产上的诱人前景，世界各国均十分重视这项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现在，“生物制药产业已成为最活跃、进展最快的产业之一。”[⑤]然而，生物制药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也随之显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发生在欧美地区的“反应停事件”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注脚，该事件造成数数以万计的形似海豹的婴儿降生，成为药物发展史上的最重大悲剧性事件之一，其造成的危害令全世界为之震惊！而实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因为生物制药而引发的各种药害事件频繁发生，给公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仅以中国为例，统计数字表明，中国近年来每年死于药物不良反应的人数约为19.2万人，这还不包括因药品不良反应致健康受损、功能障碍的人数。[⑥]“科学技术越发展，它的正负作用也都越来越大”，[⑦]而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正负作用必然会使有赖于其发展所推动的经济的发展具有双刃性，即：一方面，作为一种以推动人类生命健康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形态，生物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公益性，其持续发展“使得过去被认为是不可治愈或不可改变的疾病之治愈成为可能，并使得可能治愈的疾病之范围不断扩展。”[⑧]这显然有助于提高社会的公共卫生福利水平，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生命科学研究与生物技术本身所固有的利益与安全的不确定性又使得生物经济的发展必然具有极大的风险性，一旦引导不利或规范不好，也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损害，甚至会给整个社会都带来难以挽回的灾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由于人的欲望和本能所限，对生物技术的滥用在所难免。”[⑨]这就使得我们审慎地分析生物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可能引发的负面问题，并在此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