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共24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页共24页长沙窑瓷与唐代茶酒习俗湖南省博物馆李建毛内容提要:长沙窑瓷中出现大量与茶酒有关的器具，这些器具是随唐后期茶酒习俗变化而新出现或演变过来的。本文拟透过这些器具印证唐代茶酒习俗的演变过程。对一些器具的功用、名称也进行了厘定。关键词:点茶法茶具酒具“男女饮食，人之大欲存焉。”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的改善，作为人类基本需求的饮食，其方式和内容出现相应的变化。而饮食习俗的改变，又将导致饮食器具的变化。茶酒为中国古代的两大饮料，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符号，并行不悖，《唐才子传》:“茶铛酒杓不相离”，白居易:“看风小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举头中酒后，引手索茶时”[1]。唐代饮器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便因茶酒习俗变化所致。通过这一反应链，透过长沙窑的饮食器，可折射唐后期茶酒习俗的演变。一茶叶加工与碾具如果说六朝时饮茶限于药用或流行于社会上层，第2页共24页第1页共24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2页共24页唐时则广泛普及于民间，并风靡全国，“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乃至到了“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的地步，且“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已成为各阶层的生活必需品。唐代中后期茶叶加工、冲煮方法发生较大的变化，就加工方法而言，前段加工法为煎炒，后期改为蒸焙。朱翌《猗觉獠杂记》卷上:“唐造茶与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干，唐则旋摘旋炒。”其实，朱翌所说并不确切，蒸茶法在唐后期已经出现，并已普及，《茶经》卷上《三之造》对造茶工序有明确的记载，“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湖南是唐代重要产茶区，作为“南方之嘉木”的茶树在湖南广泛种植。李肇《国史补》中所列各地名茶中，就有“……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氵邕湖之含膏’”等名茶，且是上贡朝廷的珍品，“氵邕湖唯上贡，何以惠平常”[3]。五代时，茶叶成为马楚政权的经济支柱之一，楚“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4]。后汉末三司军将路昌祚至湖南市茶，被俘至金陵，后楚按路昌祚损失纲运之数赔偿，给茗万八千斤。马殷每年还向中原朝廷贡茶数万斤，可见湖南地区茶叶产量之大。作为重要产茶区，湖南的饮茶非常风盛，茶叶加工、冲第3页共24页第2页共24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3页共24页煮方法也较其它地区先进，湖南是较早改用蒸茶法的地区之一。《广雅》云(20):“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李群玉诗《龙山人惠石禀方及团茶》表明，他所生活的时代湖南茶农已将茶叶蒸焙后加工成团茶。李群玉的生卒年不详，但逝于863年的段成式曾作《哭李群玉》一诗，表明李早逝于段。从诗名可知，龙山人赠予诗人的茶有方、圆两种形状。方圆团茶在陆龟蒙《茶焙》诗中也有提到:“方圆随样拍，次第依层取”。这种方、圆形团茶在宋代壁画中有所反映，并有实物出土，说明唐时湖南加工的团茶与宋已无区别，宋时团茶上饰龙凤纹者为贡茶，即所谓“小饼龙团供玉食”[5]。唐福建地区的茶叶加工新法，可能就是由湖南传入的，张舜民《画墁录》载唐建溪北苑茶未著，“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研膏茶”。正史载常衮于建中元年五月由湖南刺史迁福建观察使，故建州生产团茶或饼茶，当始于德宗初年的建中年间。团茶在饮用时须先加热，捣碎碾成茶末，其工具便是茶碾。长沙窑址出土大量茶碾具，为茶叶加工新法流行于湖南地区提供了物证。1964年冬至1965年春，周世荣先生对长沙窑的调查和试掘中，出土有“元和第4页共24页第3页共24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4页共24页五年”、“天成四年五月五日造也”等刻铭碾槽[6]，碾轮以蓝家坡出土数量最多。1978年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配合水利工程的调查中，发现碾槽、碾轮各3件[7]。在1983年发掘中出土碾轮59件，碾槽17件（图一）。最初有人将这种碾具当作药具，法门寺出土一套鎏金鸿雁流云纹银碾具（图二），其大小、形制与长沙窑碾具基本相同，所饰镂孔壶门、彩绘祥云瑞兽（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