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转型秩序与法治发展战略三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从游离于苏美两大阵营的独行者转变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自1984年以来，中国先后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细菌(生物)、毒素武器与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以及《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并曾在谈判中为其中一些公约的达成作出过重要贡献。随着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的加快，中国开始奉行反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政策，并已经制定和完善了全面防扩散出口管制法律体系。中国目前已经加入了13部反恐国际公约之中的10部，签署了其中的两部，并积极参与国际反恐立法进程，推动国际反恐怖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在国际社会的190多个国家中，中国的周边环境是最复杂的，因为它有最多的邻国。建立一种睦邻合作的周边关系，并把它以国家间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形式固定下来，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屏障和保障。中国近年来把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并通过边界划界、区域合作开发和裁减边界地区军队、加强军事领域互信等一系列协议，把体现睦邻、安邻、富邻等政策的双边多边关系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国要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法治社会。物质生活的改善是一切利益的出发点(但不是归宿)，经济生活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没了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的富足，任何其它目标都缺乏现实的基础与意义。在中国，经济发展不仅是普通人民的基本愿望，也是获得、巩固和提高政府合法性的基石。人类历史经验表明，一切制度的最终检验标准，是要看它能否为其社会成员提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最大化，并使之持久。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曾经创造了人们诗人梦想的和谐境界，但其相对匮乏的物质生活最终让位于烟囱高耸、机器轰鸣却并不和谐的工业化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以集中起来的国力和统一的意志创造了迅速堀起的英雄神话，却最终败于以利用分散信息著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持久效率。同样，法治社会的最终魅力并不仅在于规则与行为预期的一致，权力规范运作与个人自由的结合，而在于在个人自由与合理预期中，个人的福利能够得到持久化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因无序而渴求权威、因面包而出买自由的先例。只有把法治社会与个人福利的普遍最大化结合起来，法治社会才是有生命力的、才是长久的。上述八个方面，大致描绘了现阶段中国法治战略的外延目标，即通过法治所要达到的社会目的。按照格尔申克隆的研究，现代化起步越晚的国家，越需要由国家承担起组织和推动现代化的责任。同样道理，现代化起步晚的国家，其法治建设也越要要承担起推进社会发展的广泛责任。这是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所看不到的东西。中国法治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法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受有最高权威的社会，即要建立一个法律至上的社会。虽然在中国当今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完全确立“法律至上”信念尚不具备充分的社会条件，但至少从理论逻辑和政治理念上说，法治社会就是一个法律至上的社会，这是能够成立的。具体说，中国将逐步实现依照公开、明确、稳定且事先公布的法律，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在政党制度、行政管理和司法等三大领域实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司法公正(独立)。这方面的内容大致满足了一个法治社会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二十世纪西方法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从实质法治走向形式法治。如本文前面所言，这并未反映西方法治实践的真实情景，但它的贡献在于回答了一个法治社会所应该具备的最低限度要素。如富勒认为，法治(法律)的内在道德性，在于其至少包括八个要素：一是一般性，即法律针对所有人;二是法律必须公布，三是非溯及即往;四是法律必须明确;五是法律本身不矛盾;六是法律有为人遵守的可能;七是法律有稳定性;八是官方行为与法律一致。罗尔斯在论及法治原则时也强调，他所谓法治是一个能够满足如下四个正义准则的法律制度：一是法律的可行性;二是类似案件类似处理;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四是法律合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