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转型秩序与法治发展战略四七、法治进程分析之二：社会发展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从经济发展优先战略向社会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向。以此为界线，中国法治建设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即以社会协调发展为战略的法治建设阶段。本阶段以本世纪初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为起点，预计以跨越“矛盾凸显期”的时期即2020年为终点，也将大致经过近二十年时间。此阶段的法治建设以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发展优先战略为核心，以跨过高风险期为历史使命，也可称之为以“社会建设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从理论上说，社会协调发展优先战略也可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的政策选择。其合理性在于：第一、从开始阶段就注重社会协调发展，比较符合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特征。第二、可以避免“先发展、再矫治”的情况。然而，理论上的道理并不足已成为现实优先选择的实际理由，因为还有更强有力的行动逻辑在支配着人们的实际行动选择。主要是：其一、社会协调发展优先战略与基本需求不足的矛盾容易发生次序冲突。即人们在温饱问题未解决的条件下，不愿望协调发展方面付出更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所以普遍“接受”了高污染的乡镇工业，是因为农民首先要迫切解决的是“吃饭”问题。其二、社会协调发展优先战略所需要的信息成本较高，人们不容易从一开始就认识此问题的重要性。第三、社会协调发展需要高额的资金投入，这是经济发展之初是难以解决的。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被官方学者称之为中国“社会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此种提法虽有争议，但中国从注重经济建设转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代却也是一个基本事实。从中国决策层传递出来的信息看，中国为自己提出的推动社会协调发展的任务同样是艰巨的。按照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将在一系列广泛的社会领域实现新的发展跨越，其中有相对硬性的指标，如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资源利用效率显着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等等。也有更加柔性化的软指标，如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等等。应该说，有了前二十八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和目前仍属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在未来十几年内实现上述一系列新目标，在经济和财力支持方面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在于依然是制度能力建设和机制的完善。特别应该看到，在民主政治发展不充分条件下，推进社会协调发展战略，有其特定的难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直接关系到中国下一步发展战略的成败。具体说，社会协调发展战略的成功，依然有赖于一些精细且苛刻的社会政治条件。第一、它特别有赖于一种良好的上层决策，以及推进决策实施的坚强决心。经验表明，在民主制度完善的条件下，由于良好的决策机制和纠错机制的存在，一个平庸的政治家不会带来太多的损害。而在民主制度不充分的制度下，最高层的决策正确与否则显出了决定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表明，政治上的决策失误，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且酿成动乱，往往会把十几年经济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甚至引发社会倒退。邓小平曾经说过，“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某一个身上，是不好的”，也是一个深刻的道理。由于政治民主问题仍不是现阶段中国改革的重点，现阶段启动的中国社会协调发展战略的成功，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上层决策的正确性。第二，它特别有赖于政府对社会运行规律的知识把握。按照哈耶克等人的分析，市场机制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利用分散的、有价值的信息。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生活方面，能够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然而，社会协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克服“市场失灵”，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是市场体制的分散信息利用机制很难较好发挥作用的地方。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在民主政治不发达的条件下，政府的集中决策体制需要高昂的信息成本。由此提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