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同哪里来“大同”在中华民族具有上千年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早已有之的朴素思想，又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并已广泛深入地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大同从哪里来呢？如果单从字面来解释“大同”一词，那么可以望文生义。“大”即有“远大、伟大、正大、大众或大致”等含义，“同”即有“共同、协同、合同、相同、雷同”等含义，这里应取“远大共同”（TheGreatHarmony）之义，远大即为远大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共同即为共同理想—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的理想必须立足于民情、党情、国情及世情，是务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体现了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统一，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体现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务实与宏伟，既根植于民族与传统，根植于阶级与时代，又连接历史延伸未来，复兴中华繁荣维护世界和平，充分体现出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坚定信仰。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不是上帝的骰子，不是冥冥之注定，不是“瞎猫撞上死耗子”；而是这是文化延续的必然回归、升华和普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与趋势，是人民期待的必然认同与选择，是共产主义事业发展之必然理想与追求，“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见金”。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代表那个阶段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共产党人要敢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纵观历史，“大同社会”主要是体现了“公正、和睦、幸福”的理念。迄今为止，大同思想主经历了元典时期、持续时时期、发展时期和成熟时期。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经典表述。甚至有人从《易经》的《大有》和《同人》的合并中寻找大同的涵义,“大有”是大的所有，伟大事业的意思；“同人”是求同存异，团结众人以治理天下的意思。二者合起来有“积极的广泛与人和同，才能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TheWell-to-do）两种社会模式均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极富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这是中国大同思想的元典时期。“大同”原是其最高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人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单就这段话来看，主要从公有制度、公正的选举原则、和谐的人际关系、完善的弱势保障体系、稳定的婚姻就业状况、良好的社会治安等方面进行了美好而简练的描述。这是所有的描述中最美好而全面的经典。“大同”理想反映了先人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生活平等与和谐状态的怀念与向往,反应了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对新新会的构建热情与憧憬。但是那种原始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极其低下，即使所有产品公有、人人道德高尚，每个人得到的产品也是极其有限的。在那时，人类整体生存状态非常低级，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大同”社会，大同理想只是一种“幻想”。即使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广泛存在着各种不公平的事情。现在不少资料证明一些部落甚至出现残酷的人吃人的现象。“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以着其义，以考共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小康”则比“大同”低一个层次。“小康社会”原是建立在小生产、小农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封建世袭社会，终归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思想，不是全体人民的理想，“天下为家”，但社会生活稳定，治理有方，国泰民安。这里的家多指诸侯之类的达官贵族，可不是平常百姓的“家”。小小百姓有口饭吃就知足了，岂有丝毫非分之想？据说，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大雅·民劳》，其中有“民劳亦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礼运》所描绘的小康大同虽然是在当时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自然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但从思想内涵来看，这种思想具有终极关怀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历史上，是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