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九君主极权：大明帝国有明一代的经国规模和制度是由太祖、成祖两代奠定的，中国帝制进入极端君权时代。而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更是刺激了以皇室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对财富的贪婪，加速了统治阶层的腐朽。本章主要讨论明王朝在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向的相互背离，揭示其帝制衰亡期的若干征兆，引导学生注意明朝在商品经济活跃的大背景及其内敛的对外关系，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的整个社会形势与明亡前的诸种情状。第一节两祖开国“祖制”一、两祖奠定国基大明帝国创立于朱元璋之手。朱元璋在位31年，承元代法纪荡然，吏治败坏，经济凋蔽之后，力行拨乱反正，创制国家规模，厘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种制度，马上得之，马下治之，显示出起草泽平民皇帝的气魄风范。开国制度，择其要点有：重视农业，强调“农为国本”；改革兵制，在全国实行卫所制度；官制大多仍承宋代以来分化事权的传统；作为起自元末的平民皇帝，朱元璋深恶元朝的臣僚腐败、地主吏治混乱，故开国后一再颁示祖训录、铁榜文、臣戒录等。朱棣即位后，大政一承太祖遗制外，亦有所更张，有利有弊。二、大明“祖制”要旨太祖开国建制，基本面都由唐宋制度历史传承而来，但与其出身经历甚至个人性格都不无关系，颇有特点。其中有些较宋代后退，显示出特有的保守性。太祖建制的第一大特点，从农耕为本，严格管理吏、民的目标出发，构建了一套周全和富操作性的地方管理系统，对农村基层控制的严密性大大超越前代。太祖建制的第二大特点，便是改变宋募兵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制度，实行军户屯田、军队自给的方针，耕战合一，“寓兵于农”。以上为社会控制大政要旨。有关监督官僚、强化皇权方面，大明“祖制”有两条创制为前代所无。一是设立“厂卫”，对官民实行特务统治。二是废丞相，设立内阁。此外，太祖开国时犹能不拘资格用人，但发觉其非贤或恃才作弊者，诛戮不少姑贷，法在必行，无情可循。科目仍沿唐宋之旧，惟考试内容与作答方法改为制义八股，更趋教条僵化。成祖较之太祖，为害明一代最甚者，莫过于开宦官用权祸端。第二节中期政衰与外患1一、瓦刺之患外患不备而来。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也先借口贡使来京受到欺凌，明朝失信于他，统率各部，兵分四路大举南下，大有灭明之势。越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到嘉靖时，又有倭患兴起。此事既是外患，实亦内乱。明朝对海上贸易的保守与处置不当，是引起此事的深层背景。二、沿海倭患元明之际，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在战争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策动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一带进行武装走私和骚扰抢劫活动，明朝称此类海盗为“倭寇”（时人称日本为“倭国”，故名）。中国沿海从事非法走私的商人与之勾结，甚至冒称“倭人”。故历史上所称的“倭寇”，其中不少实际上是中国的海盗商人。元明之际“倭寇”为患于沿海，至明中期，日益猖獗。第三节“白银资本”与明运隆替英宗而后诸帝，以世宗、神宗享国最久，两者相加在位九十年有余。两人差不多都活到了花甲之年，只比71岁的太祖差一截，高居其余明帝年寿之首。嘉靖、万历年间公私消费活跃、商品经济发展，被史家称誉为“资本主义萌芽”。此时大明“国家”虽无善政可言，“天下”繁荣似乎难以否认？但细究起来，相反而相成，在白银刺激下的明朝社会，只是朝着扰乱旧体制、旧秩序的路上走去。张居正改革的意义，就在于说明强有力人物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何况张居正本人也处于浊流之中。从这一角度来看，考察张居正改革前后的情势，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明朝逐渐走向末世的内在轨迹。一、张居正改革的前后二、白银诱惑下的“多事之秋”三、“外患内乱”与明亡第五节中西文化冲撞前夜从“大历史”看，大明王朝处在公元14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世界时空座标系上，它并不显得特别暗淡。其时农、工、商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城镇繁荣的程度，通过商人和传教士的转达，西方世界对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帝国还不敢小视。然而，大明帝国正从内部悄然无声地一步步腐烂，大西洋沿岸的西方世界从十五世纪开始2却发生了一系列决定世界未来命运的社会和产业领域的变革，步步向东方世界进逼。大明帝国在醉梦中，始终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