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