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大学生活我于1954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当时我所在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共有十多人考入北大，进入数学力学系的就有张恭庆、陈孝萱、罗时健和我4人。那年8月底，北大图书馆的一位老师来上海接新生，上海考入北大的同学包了一列火车的几个车厢。北上的新生组成一个大队，队长是物理系新生周国生，他是调干生，入学前在上海一个区的团区委担任负责人，周国生后任物理系的年级党支部书记，品学兼优，不幸于1957年被划成右派。由于我的中学学生干部经历，被任命为小队长当时正值南方发大水，火车在南京附近时比走路还慢，两旁看到的是大树的顶部从上海到北京共走了两天三夜。在列车启动离开上海北火车站时，车内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当时著名的苏联歌曲：“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当载满新生的大公共汽车进入北大西校门时，我被精雕细刻的大屋顶古建筑物震惊了，因为在上海从未见到这类建筑。当时哲学楼和大饭厅（现在的大讲堂位置）之间是海淀区的一条街道，不属北大，在街道上架起一座天桥，天桥以南是一大批新建的学生宿舍，24楼和25楼等刚刚盖好（1994年李瑞环同志参观北大方正时，说这批楼是他所在的施工队盖的）。54级的新生被安排在1斋到12斋的二层楼简易房内居住，这些楼的位置即现在的电教中心所在地。我住在11斋，一间大屋子打成三个隔断，每隔断住8人，共住24人。冬天一个燃煤火炉把管子通到每个隔断。负责烧火炉和打扫卫生的工友叫李锡友，他总是把洗脸间和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第一次去颐和园印象很深，因为过去从未见过这样宏伟的皇家园林。1954年秋游人很少，大多数的殿都免费开放，殿内有很多展品，包括慈禧的画像。当时的颐和园尚未修缮，保留了解放前破旧的状况，与今天相比，倒有些原汁原味的意境。直到1956年，我才看到一批白发的老画工，冬天在长廊上燃起了炉火，一笔一笔地画人物和花鸟画，使长廊的画貌焕然一新。“文革”开始破四旧时，我迫不及待地赶往颐和园，想再看一眼长廊的画，可惜己被红卫兵用漆涂掉了，大失所望。北京的捷克造大公交车也使我觉得很新鲜，开关门是自动的。当时进城都走西直门，西直门到颐和园只有一班车，每次回校，都在西直门排长队等车，长队可达数百人之多，但很少有不守规矩加塞抢上车的。当时普通话尚未普及，南方的广播电台播送的都是当地语言，所以初到北京时语言上略有障碍，一位湖南来的同学，在大饭厅看电影时，碰到一位北京人一路喊“借光、借光”，他还以为是要借火抽烟。来自无锡的张纪泉同学去饭店吃饺子，对服务员说“要一盘儿饺子”，由于儿话音说得不标准，服务员给了他120个饺子。54级新生共200多人，在数学系历史上是空前的，新生的水平也是空前的，54级后来出了6名院士：张恭庆、周巢尘、胡文瑞、张景中、朱建士和我。200多位同学来自五湖四海，除西藏、新疆、台湾和香港外，内地各省和澳门均有入学学生。开起会来，不少同学说着方言，或带当地口音的普通话。四年学生生活使我辨别和听懂各省方言的能力大为提高。一二年级不分专业，200多人分成9个班，其中有两个班是考分高的，即6班和9班，但当时是保密的，学生均不知道自己的考分，也不知道哪个班是考分高的班。我被分配在6班，两年后我才知道这是考分高的班。6班中成绩最突出的是陈天权，他是上海中学考来的，中学期间就学了部分大学课程，并具备了阅读英文和法文数学书的能力。上数学分析习题课时，他常常很快把题目做完，习题课老师吴文达就给他另出题目，吃偏饭。有一次在解析几何习题课上，他出了一个奇招，使一个习题的结果极为简洁，任课老师程庆民感到吃惊，思考片刻后肯定了他的结果，并加以赞扬。陈天权在二年级时就发表论文，我记得题目是《典型拓扑域上的黎曼可积性》，论文的内容均是课程中尚未学到的东西。程民德先生后推荐给其他教授，并评价“陈天权已掌握了有关领域的全部基本知识”。陈天权毕业后分配在内蒙古大学，改革开放后恢复学位，他成为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