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慈善思想与慈善活动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仁爱、乐善好施的民族，关于“慈善”的概念，古已有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中，“慈”是“爱”的意思。孔颖达疏《左传》有云：“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又曰：“慈谓爱之深也”。许慎的《说文解字》也解释道：“慈，爱也”。它尤指长辈对晚辈的爱抚，即所谓的“上爱下曰慈”。《国语·吴》中“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的“慈”即是此意。“慈”亦可用作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供养。如《礼记·内则》中说：“父母皆异宫，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此处的“慈”即是’爱敬进之”。“善”的本义是“吉祥、美好”，即《说文解字》中所解释的“善，吉也”。后引申为和善、亲善、友好，如《管子·心术下》中所说：“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戈兵”即是此意。“慈善”二字合用，则是“仁慈”、“善良”、“富于同情心”的意思，如《北史·崔光传》中所讲：“光宽和慈善”在“慈善”意义上的敬老爱幼、扶贫帮困已成为中国人民约定俗成的一种道德规范。有人将此视作慈善事业的最早发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的慈善思想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对此有过精辟的阐述。儒家鼻祖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那么何为“仁”?《论语·颜渊》记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以“爱人”释“仁”，将能“爱人”作为人的一种本性，所谓“仁者人也”，无疑是对氏族社会原始人道主义观念的回归和发挥。孔子还向人们描绘了人与人之间以仁爱为价值原则的，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特征的理想的大同社会，即《礼记·礼运·大同》中所描绘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类社会至今还在向这个目标奋斗。孔子衣钵的继承者孟子在“仁”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主张。他说：“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认为，恻隐之心，不但为行“仁政”之始，也是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基于“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孟子又提出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社会互助观。对于仁政措施，孟子又说：“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举免于死亡。”他还以伯夷为例，说明何谓“善养老”。由此可见，孟子更多地注重仁爱的实践意义。从孔子到孟子，从仁爱到仁术，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慈善思想。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孟之道得以继承和发扬。从韩愈的“博爱”到张载的“民胞物与”，仁爱思想一脉相承，并得到发扬光大，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构建和慈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秦诸子百家中，另一有代表性的慈善思想是墨子的“兼爱”思想。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提倡“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进而，“多财，财以分贫也”，“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芸芸众生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墨子兼善天下，苦难力行的精神，体现了一种乐善好施，积极参与的慈善风范。不难看出，以拯救世道人心，济贫扶弱为基本内容的中国传统的慈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仁爱”思想之上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具有极其强烈的实践性特征，最突出的表现是，由封建王朝政府推动的慈善救济工作相当发达。中国古代的慈善救济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汉唐时期的寺院慈善活动。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教寺院乍一建立，济贫事业就发展起来。东汉时期佛教寺院的济贫事业相当发达，这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慈善救济事业。寺院和僧侣用来从事慈善事业的寺院财产中最大的一个来源是社会人士的捐施，这说明佛教对世道人心的影响之大。佛教慈善思想的核心是行善的功德论，有极其浓厚的“福报”、“修福”的观念，对社会上的一些富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汉唐佛教寺院的财产一直非常丰赢，寺院慈善事业长盛不衰，主要包括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宣传慈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