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历史历史：3.2《新文化运动》素材（人民版07版）VIP免费

专题三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第二节新文化运动素材“五四”的三个三十年：当代史中的“五四”叙述“五四”是中国历史、精神史的一个象征性时刻，一个意义超载的、被过度文本化的事件。它是一个神话。作为神话的“五四”，具有强大的话语生产性，具有不断被重新阐释的可能性。事实上，后来的历史不断地通过回溯到“五四”这个巨大的意义源泉而获得自身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后世进行自我理解的某种尺度，打开新的历史实践的思想资源——尽管对“五四”的阐释并不一定总是正面的。毫无疑问，“五四”的确是一个丰富的历史原点。作为一个历史开裂的标志性时刻，中国通过重新理解自身传统与“外在”世界，而进入自己独特的现代形态。当代中国仍处在这一巨大的精神后果之中，并以种种方式延续着“五四”的性格基因。事实上，这也是“五四”被神话化的内在原因和历史根源——正因其开启历史的创世纪性质造就了它的神圣性，以至于后世往往、甚至只能通过乞灵于它来获取自身的历史合法性。而这一过程又进一步强化了“五四”的神圣性。所以，“五四”始终是建构历史的积极因素，它或隐或显地贯穿在当代史的众多思想史论争中。对当代现实的判断也往往总是和“五四”有关，或习惯于拿“五四”说事——那些关于当代问题的诊断总是要被归结到“五四”的根源上去，这似乎已成了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和论辩策略。从这一意义上说，“五四”是被不断创造出来的，“五四”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神话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五四”本身的窄化，即通过对它的某一部分刻意强调，建立一种特定的历史叙述。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要借助亲历者的记忆，但事实上那些亲历者的记忆并不总是可靠的，这倒并不是说他们故意说谎，而是说，个人记忆往往先在地已经被各种意识形态所修改，或为记忆者顽强的个人愿望所过滤。记忆总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的机制和特定的历史情境与观念氛围有关。本文作为一个不自量力的尝试，希望能简略地勾勒当代观念史中的“五四”叙述的谱系，并提示性地讨论如何重新理解“五四”的当代意义。这是一个巨大而且复杂的命题，本文只是一个论纲性质的速写。当代史中关于“五四”的最经典的论述来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把“五四”作为中国革命史的前史或内在构成部分来看待。在毛泽东的经典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中，“五四”是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开端，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觉悟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共产主义思想兴起的历史前提。这一论述广泛地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如侯外庐、胡绳等人继承下来。这一论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理论支撑，把“五四”纳入世界革命史的进程，明确地肯定了“五四”反殖民、反帝国主义体系的现代史性质。它坚持社会分析的方法，注重历史辩证法的宏观逻辑，因此更强调1919年5月4日前后的社会运动的意义，并把它与此后的革命史建立内在的因果联系。这一论述当然具有雄辩的真理性。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不足，或者说，当它固定化为一种解释模式，被具体的研究者不适当地运用时，缺陷就明显出现了。它带有历史哲学的先验色彩，具有明显的历史目的论特征。而过于强调“五四”的政治意义，则不可避免地对社会文化的复杂状况有所忽略。比如，由于把新文化的意义看作共产主义思想的准备，就简化了新文化的复杂性质和内部差异，例如一个习惯性的说法是“问题与主义”之争，表征了思想方向的分化。之所以大家会习惯于这么简化历史，显然是过于偷懒，受到了某些经典论述的影响，如毛泽东曾在《反对党八股》中所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用心爱心专心发展。”①同样，这种论述方式对于自晚清以来思想运动的内在延续性及逻辑线索也缺乏更细致、客观的分析。思想文化也有时被过于简单化，比如在这一分析框架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经常被定性为地主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