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辉煌璀璨，有其独特的思想艺术特色。一方面，建安诗歌受到时代精神的灌溉，诗境扩大，容纳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更加丰富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建安诗人群体的文学意识日益觉醒，走向自觉，诗歌创作风气日趋兴盛。关于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古代文人作过不少论述，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刘勰。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论及建安文学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1]（P478）刘勰这段话指出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及形成的原因，准确地概括了建安文学的特有意蕴。建安时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社会的动乱，民生的悲惨，是许多建安文人所共同关注的首要问题。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王粲的《七哀诗》(其一)，蔡琰的《悲愤诗》，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其一和《泰山甫行》，这些经常为人们称道的名篇或揭露汉末朝政的暗无天日，或痛斥各地军阀的荼毒生民，或悲叹生于水深火热的黎民百姓。字里行间，饱含着悲伤、愤慨。当时各种灾难尽管使人悲伤不已。但建安士子并不是因此而消沉、颓丧。他们面对动乱的社会和悲惨的人生急流勇进，能够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现实，对待人生。这在许多文人的作品里都有比较明显的反映。曹操面对乱离的社会现实，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于悲凉之中给人雄浑刚健、苍凉慷慨之感，开创了建安时期慷慨激昂的现实主义诗风。由于曹操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他集结的邺下文人也回响着这种精神，形成了群彦蔚起的创作风气。曹丕的《上留田行》借用乐府古题，将富人与穷人的生活作了对比：“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客观上暴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在《艳歌何尝行》抒发自己努力创业的理想：“男儿居世，各当努力。”曹植怀着“拯世济民”理想，以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总第88期）*收稿日期：2008-03-01摘要：随着环境的变化和文人对文学的自觉审美追求，建安文学发生了转向:文学内容由关注社会现实表达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转向关注内心感抒发生命情绪。文人的精神追求，艺术表现形式逐渐走向个性特征。曹丕、曹植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走向自觉，并以对自己内心精神世界审美观照来丰富自己的创作深度。关键词：现实主义；曹丕；曹植；爱情诗；游宴诗；游仙诗；思妇弃妇诗曹丕、曹植的内心精神审美观照——试论建安文学的转向陈芳（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福建宁德352100）69“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为己任。在《白马篇》中，诗人把自己忠贞之心寓寄在武艺超群，英勇报国的幽并游侠儿形象之中，直陈“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豪迈之情。三曹之外的文人虽然留下的诗歌不多，但也不乏这方面的内容。表现比较明显的是孔融和王粲。孔融在《杂诗》二首其一，鄙薄吕望的消极和伯夷叔齐的出世，仰慕“独能建功祚”的管仲。王粲的《从军诗》五首也坦率地表达了对功名事业的追求，“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思”，表达了公而忘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国效劳。由此可见建安文学的思想艺术特色，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对现实动乱的感叹，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和建功立业的渴望，拯时救世的抱负，是构成建安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二建安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其必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以及文人群体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创作风格而处在一个嬗变的过程。建安文学随着环境及文学审美情趣变化，文学内容由关注社会现实表达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转向关注内心情感抒发生命情绪。文人的精神追求，艺术表现形式逐渐走向个性特征。曹丕、曹植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走向自觉，并以对自己内心精神世界审美观照来丰富自己的创作深度。因此建安文学出现了一个转向，创作活动走向自己的心灵，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表现出向内转。曹丕正是处在文学转向时期的代表人物，同时作为新诗风开拓者和文学组织者，他的文学创作具有特殊地位和价值。清学者沈德潜在《古诗源》魏武帝诗注中把建安文学分为两个阶段，评述其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恒以下，纯乎魏响。”[2]所谓“汉音”就是模写当时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