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虚构”来看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困境及出路--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为例①VIP专享VIP免费

自《人民文学》从2010年第2期推出“非虚构”这一文学专栏以来，“非虚构”逐渐受到文坛的推崇，亦成为各大期刊杂志争相推出的栏目之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有如此效应，固然与《人民文学》的“国刊”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非虚构”的“恰逢其时”。对此，李敬泽说，“非虚构作品的根本伦理应该是：努力看清事物与人心，对复杂混沌的经验作出精确的表达和命名，而这对文学来说，已经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目标”②。也正因为如此，“非虚构”推出的很多作品均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最典型的便是梁鸿的两部“非虚构”乡土文学———《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表面看来，“非虚构”与“新世纪乡土文学”之间缺乏必然的意义关联，实则不然。用“非虚构”来质疑当下的文学是《人民文学》设置该栏目的初衷，也是诸多研究者的用意所在，反映在乡土文学领域内，便是用“非虚构”的真实维度质疑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伪真实”。也就是说，有关乡土题材的“非虚构”作为一种互文性的存在，以“补白”和“镜子”的形式让我们看到新世纪乡土文学的诸种病象。新世纪乡土文学的时代命题是城市化，其主题是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明的全面溃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失衡等，其情绪是向传统靠拢的文化乡愁。其病症是作家无力应对现实，书写现实，或直接从现实撤离遁回乡土，刻意在回忆式的书写中寻找一种田园意识和家园意识。其出路是直面现实，重构乡土经验。鉴于此，我们不妨从梁鸿等人的“非虚构”创作中获取一点经验。一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是“非虚构”文学不可多得的作品，在中国文坛的影响甚大③。前者是梁庄及梁庄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苦难史”，后者是“梁庄人”的“漂泊史”和“心灵史”。前者的文学场域恰恰生成了乡土文学“旧传统、新内容”的情境，而后者则是全新的时代命题（尽管有些作家将之写成“新传统，旧内容”的糟糕状况），两者合起来便是新世纪乡土文学所有的主题：“农民进城”、“乡土生态”和“乡土历史”。《中国在梁庄》所涉及的内容有“坚守土地的农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进城农民工”，这些内容在其他作家那里得到了极大体现。我们在刘亮程的《凿空》、孙惠芬的《上塘村》、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等中均可以看到乡村无论是从外在形体还是内在肌理的溃败。即便是在历史的维度中，探讨乡村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也在我们的乡土文学中有所体现。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秦腔》、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青烟或白雾》，分别对应了“土地”、“道德”、“权力”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蜕变）等，这些在历史的关联中展示乡村及农民的命运的作品已在文坛颇有影响。然而，颇为讽刺的是，《中国在梁庄》却赢在了“真实”二字上。这种真实就在于揭示了乡村的复杂从“非虚构”来看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困境及出路———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为例①○秦香丽乡土文学研究31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Ìwww.fineprint.com.cnCREATIONANDCRITICISM2013年4月号（下半月刊）总第163期性，既杜绝了“怀恋式”、“挽歌式”的乡愁，也拒绝在历史的视野中发掘“一根筋”式的人物来展示农民的命运和永久的人性潜流。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不矫揉，不造作”、“不虚美，不隐恶”的真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他们身上并非一味呈现出“城市化”的负面因素，也并非执拗地恪守传统，而是在一种忧思中接受现实。五奶奶、春梅、巧玉，甚至村支书韩治景和县委书记，都足以颠覆我们脑海的农民形象和基层领导形象。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农民都是一个言说的主体，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着当下村庄的命运，告诉我们城市化不能以牺牲乡村与农民为代价，就像那位颇带书生气的县委书记所言，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绝不能盲目遵守教条般的政策，乡村文化固然有它的惰性，但也必须认识到乡村文化的容纳力，不能一味抛弃。此外，较之于直面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叙事，《中国在梁庄》多了一点“世相”之上的思索。譬如对“村落结构的变化”的思索，和诸多的学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