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转移中的职业安全问题职业安全的现实瓶颈如果从职业安全的角度来关注务工农民，或从务工农民的角度来透视职业安全，我们就会发现，现在最突出、影响面最大的职业伤害对象是务工农民，务工农民的现状成了中国职业安全工作难以突破的瓶颈。当我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与当今职业危害的转移两大社会现象进行剖析，并将其放到产生它的社会背景之中时，我们不难看到，这两大转移之间其实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纵观近年来务工农民所遭受的非农职业伤害的种种情形，使我们找到了职业安全事业应该抓注的要害问题。日益突出的务工农民职业安全问题，应该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思路，笔者主张从消除城乡劳动者的差别入手，废除“民工”，特别是“农民工”这些歧视性用语，政府官员应率先垂范，规范性文件应以法律用语为准，如“从业人员”、“劳动者”等。这样，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情，才有利于调整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经济的健康发展。职业危害转移：农民也患职业病。中国农民在这个由城里人主宰着的农民国度里，哪怕离开农田进城务工，也被唤作“农民工”。这似乎是命运注定，他们永远无法摆脱农民的称谓。在这个称谓的作用下，同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他们只要离开土地，只要进入城市，就被视为“外来人口”，因而在不久以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承受着巧立名目又冠冕堂皇的，打着治安和“稳定”旗号的种种骚扰，过着极不稳定的日子。在职业危害方面，务工农民是主要的承受者。他们得不到相应的培训，对工作场所的有害因素了解不多，甚至毫不知情；他们的劳动强度大、作业条件差、干活时间长、工休环境脏。据患ⅱ期矽肺的广西农民潘凤林讲，她在xx顺德一家玻璃厂从事切割玻璃的工作，从2002年起的4年中，她一直同5名工友在一间约20平方米，只有一个小排气扇的车间里，戴着普通布口罩，每天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8点。2005年春节过后，她到医院求医时还怀着身孕，为了治疗只好放弃胎儿。她的主治医生对工人日报记者说：“她仅有的几年生命也会活得很辛苦，生活质量很差，连水都提不了，呼吸会越来越困第1页共7页难。”类似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据卫生部相关负责人说，当前我国受到职业危害的人数超过2亿。这个数字与乡镇企业就地转移和外出务工的非农农民总数相当，在这个巧合的数字里面，存在着并非巧合的内在逻辑。它虽是一个很抽象的描述，但却诉说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而且，这个事实的发生建立在一种因果关系之上，甚至可以说是互为因果。2005年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指出，全国每年约70万人患各种职业病，受职业危害的职工在2500万人以上。从实际接触有害作业的人数、职业病患者累计数、死亡人数和新发生病例来看，我国的职业伤害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有专家推测，目前全国仅煤矿每年新增的尘肺病人就多达20万人，约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煤矿工人尘肺病例的30倍。这是让人胆战心惊的数字，这个数字的九成以上，是不得不下井又不能享受职业病待遇的农民。据广西卫生部门的统计，2005年，广西全区共收到各类职业病报告295例，其中尘肺病277例。广西工人医院近年来每年收治的400名职业病患者中，八成是务工农民，而且这个比例在逐年增加。该区职业病防治研究所所长葛宪民认为，尘肺病是一种老的职业病，但大规模地发生在务工农民身上，引出的则是务工农民“带病返乡”的新问题。还有一种现象不容忽视，就是一些企业普遍雇用外地务工农民从事有毒有害作业，并把职业病的潜伏期定为劳动合同的最高期限，合同期满，无论身体好坏，决不续签，以此来转移职业危害，逃避职业病防治的责任和义务，使务工农民受苦，给社会遗患。据说每年那70万患各种职业病的人，之所以无法纳入统计，原因之一就是这些患者几乎都是在未发病时，就已离开了给他们带来致命危害的作业场所。这种现象，可追溯到上个世纪的大跃进时期，当时在采掘一线推行“轮换用工制”，其目的是让编制内的正式职工不患职业病，这已经显失公平；后来又演变成为让矿山企业甩掉职业病包袱的一种措施。可是这个包袱甩给了谁呢。甩给了农村生产队，甩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