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地点和年代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70··71··72·生动具体:“一日,震趋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马入宅,汗流气促,唯言钅巢却大门。钅巢却大门,一家惶骇,不测其由,良久乃言:“泾原兵士反,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门,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为念,略归部署”。随后安排王仙客改装易服,押领装有金银罗锦的二十驮出城。但至日落时王仙客未能与刘震如约定再见,于是乘马到长安城启夏门寻问,守门者的回答是“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后有一人重戴(载?),领妇人四五辈,欲出此门,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刘尚书,门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骑至,一时驱向北去矣”。接下去提到叛乱的兵士“皆持兵挺刃,传呼斩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舍辎骑惊走,归襄阳,村居三年,后知克复,京师重整,海内无事,乃入京访舅氏消息”。至昏黑,乃闻报曰:“尚书受伪命官,与夫人皆处极刑”��。何家村的遗宝从内容上看,可以肯定不是个人财产,而是官府所有。因为遗宝中的银饼,两块刻“氵存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拾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诲匠王定”,一块刻:氵存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拾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诲匠陈宾”,一块刻“怀集县开十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还有十二块有墨书字迹,其中有“东市库郝景五十二两四钱”银饼,“东市库赵忠五十两半”银饼,十分明确属庸调银和官府库藏物品。如果考定何家村遗宝是因泾原兵变刘震埋藏的物品,还有两个疑问需要解决。一是遗宝出土时一个陶瓮上覆盖着一块径40、最厚处3厘米,重16斤的金属渣块。经化验渣块中含三十种金属,其中包括大量的氧化铅(PBO),是人工烧炼的产物,被判断是唐代炼银的渣块�。渣块的发现很容易联想到与作坊遗址的关系。另一问题是如果把何家村遗宝与租庸使刘震联系在一起,那么唐代租庸使是否会把官府的赋税放在自己家里?金属渣块问题虽然难以理解,但可以排除与作坊有关的可能。因为兴化坊在遗宝出土地点进行了周密的勘探,遗址四周10至30米内的钻探只发现了一些唐代砖瓦,而且深在两米以下,无任何可与作坊相联系的迹象。何家村遗宝不光有金银器,还有精美的玉器、玛瑙、钱币、宝石和外国玻璃等,唐代手工业作坊分工明确,不仅没有综合性作坊,也不可能在兴化坊内设置如此庞大的手工业作坊。另外,在过去的考古发现中,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墓葬内也曾发现了六块类似的渣块�!,墓葬中出土渣块当然与作坊无关。因此何家村遗宝没有必要和作坊遗址相联系。官府财产出现在刘震宅中,在特定的环境和时间里是有可能的。“租庸调”是唐德宗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前的赋税制度,唐代开元天宝时租庸调制已经开始破坏,“凡金银、宝货、绫罗之属,皆折庸调以造焉�∀,庸调的具体物品限制不太严格,产银地区的土贡可以贡银,许多物品都能充当庸调上缴。“凡天下赋调先于输场,简其合尺度斤两者,卿及御使监阅,然后纳于库藏。皆题以州县年月,所以别良,辨新旧也”�#。可知征收过程是先送到输场,由专门的官员检验合格后再纳入国库。何家村遗宝内容丰富,大量的金银器都属于价值含量高又便于运输的轻货,即便混杂有些与庸调无关的器物,由于唐朝有“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则以时出货”的规定�∃,也可以理解。租庸使刘震的职责之一是管理官府财物,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在突遭战乱时,连皇帝都逃离京城,谁也无法预料事件发展的后果,有条件、有权利处置官府财宝的刘震,先派人带走的“金银罗锦二十驮”,而自己与家人随身携带更轻便而珍贵的物品逃跑。何家村埋藏的物品虽极为丰富,却都是体积小、价值高、少而精的珍品,所有物品用两个陶瓮加一个银壶便全部装下,陶瓮高0.65米、腹径0.6米,壶高仅0.3米、腹径0.25米,所占的体积和重量都不大。《无双传》中记载泾原兵变时,刘震携家眷和财宝伧惶出逃时遇到麻烦,甚至有追兵在后,在已到城门又无法出城的情况下,不得不“一时驱向北去矣。”刘震要出的城门是启夏门,位于长安城郭城的南部,刘震家住兴化坊在北面离皇城较近的地方,当时城内大乱,朱氵此等叛军已占据大明宫中含元殿称天子,刘震“驱向北去”只能再回到家中了,在紧急情况下,将准备随身携带的珍宝埋藏起来。《无双传》中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即泾原兵变三年后,京师收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