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一、丰镐考古的新时代与先周文化的初识1951年4月15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调查发掘团一行六人在苏秉琦的带领下从北京出发前往陕西。调查团的学术目的非常明确，“是想要对于关中（指陕西境内的渭河两岸地带）史前文化的分期，分布和发展的问题，与早周和西周文化的分期和发展的问题获得进一步的了解”[1]。苏秉琦无疑是陕西调查发掘团领队的最佳人选。早在1934年9月，苏秉琦就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徐旭生的带领下前往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发掘，次年发掘结束后又沿着渭河一路调查回到西安[2]。后来苏秉琦据此写成了专著《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3]，并编辑出版了发掘报告《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4]。因此，在1950年代初期，无人比苏秉琦更熟悉陕西的考古情况了。为了圆满完成上述目标，领队苏秉琦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计划，“打算采取重点调查和小规模发掘的采掘相结合的方式，就沣河两岸，浐水西岸，和武功、扶风、岐山、郿县等四县连接地带的渭河两岸，在每个重要地区停留一至三周的时间”。但“没想到，工作一开始，首先就被沣西区几个重要地点暴露在坡崖断面的灰坑灰层和墓葬给吸引住了”，以至于“仅仅在这一带的工作就拖延到六月初旬”，随后到沣东区又调查到六月下旬，再到浐水西岸做了一天的调查，“就匆匆结束了这季的调查工作”。虽然这次调查没有完全按照既定计划实施，但它却达到甚至是超出了预期的目标。鉴于在沣河两岸找到了史前、早周和周、战国秦等三个时段的遗迹遗物。苏秉琦当时即已意识到这批材料的重要意义，因此又再次撰文加以介绍[5]。上述三个时期文化层的相互叠压，则让苏秉琦将它们与梁思永的“后岗三叠层”联系起来[6]。但对苏秉琦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而言，苏秉琦领衔的这次调查与发掘最为重要的意义当如他自己所言：是注意到关中与河南在仰韶、龙山和殷墟三个阶段文化面貌上的差异，并颇感困惑，由此促使他认真思考这种形象何以形成及其背后的意义，并以此为契机提联裆鬲还是袋足鬲：先周文化探索的困境（上）*摘要：本文概述了1949年之后的先周文化探索成果，特别是分析了以邹衡、徐锡台、胡谦盈、张长寿、尹盛平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以及以刘军社、张天恩、雷兴山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学者在此问题上贡献得失、学术观点的异同及其原因。学术史研究表明，先周文化探索所面临的困境，与其说是材料的，毋宁说是理论与方法的。先周文化探索有可能成为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研究的典范，为中国考古学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理论突破。关键词：先周文化；联裆鬲；袋足鬲中图分类号：K871.3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0327(2015)02-0040-18孙庆伟（北京100871）江汉考古2015.2/总第137期特稿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作者：41出了区系类型理论[7]。然而就先周文化探索来讲，这次调查也同样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因为苏秉琦明确指出这次调查的学术目的之一就是要对“早周和西周文化的分期和发展的问题获得进一步的了解”，毋庸置疑，这里的“早周”文化也就是后来学术界所说的先周文化。而调查的结果证明在沣河两岸这一时期的“灰坑灰层的分布极广”，其代表性器物为“矮足瓦鬲”，另有壶、圈足皿（或簋）、豆等物。虽然采集和发掘所得的“这一部分材料，总起来说，是很平凡的”，但正如苏秉琦所言，在“对于有关周文化的知识还是极端贫困的时候”，这些新发现“还不失为一项有用的材料”。以今天的眼光审视，苏秉琦在两文中所列举的相关器物都是再普通不过的西周陶器，不足为奇。但如果联系到稍早些时候，也在同一地区开展过调查工作的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石璋如的若干判断，如：“粗绳纹鬲⋯⋯与早期的周代文化无关”，“很显然的彩陶与周代文化可能有关系”[8]，则不能不佩服苏秉琦独到的眼光。实际上，苏秉琦领衔的这一次考古调查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探索先周（早周）文化的学术目标，而且首次确立了关中地区史前到商周时期的文化序列。特别是他在客省庄确认的三种文化相互叠压关系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以致于后来夏鼐以此为依据推测客省庄二期文化可能是西周文化的祖型[9]。所以，有学者对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