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化行政的特征与影响综述［论文关键词］公共管理；道德化；行政［论文摘要］道德化行政的思维和模式至今仍在发挥着影响作用，或隐或显地在当代政治和行政实践当中表现出来。在传统中国，公共管理活动在本质上是不同管理情景下的道德适用，公共管理活动中的管理和控制，实际上是道德教化，而官员的管理活动也就是在执行道德；担负道德教化的各类社会主体即构成传统社会的公共管理结构，政治和行政的道德化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行政文化的核心要义，其结果是传统社会非常缺乏有效进行公共管理活动的机制安排和技术工具，这反过来更加剧了对道德手段的依赖。道德指导行政，行政推行道德，官僚组织体系为外骨，道德伦理为肌理，这种行政的道德化或道德化行政，不仅主导了古代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而且道德化行政的长期实践所塑造的思维方式也成为影响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构建的基因。因此，解析传统社会的道德化行政对于理解当代的公共管理实践显得非常必要。虽然传统中国社会有着发达的官制等制度成果，但官制侧重于行政系统的内部管理，在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外部管理活动上，传统社会并未给后人留下系统的关于公共管理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工具，支撑古代中国官僚体系运转的不是关于职业化管理的系统知识，而是发达的伦理道德。在古代中国复杂精细的公共管理结构中，充斥着的是道德知识和践行道德的要求，道德成为官员任命的依据，推行道德或实施道德教化成为公共管理的具体内容。一、行政道德化的思想内涵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不断思考社会秩序的重建，无论是孔子以尧舜时代为蓝本的“大同”理想还是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理想，都试图通过公共管理行为来恢复某种道德秩序。通过公共管理行为来推行和执行道德规范成为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支柱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涵。儒家认为，社会失序在于维系社会基本秩序的道德体系崩第1页共8页溃了，恢复和重建道德秩序是当务之急。道德秩序何以能得以恢复并发挥作用，儒家认为在于人之基本品性。孔孟倾向于认为人性具有内在的“善端”，后天影响使得人性发生变化。儒家认为，人之道德本性是内在的，人具有内在的道德意向结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即使认为“人性恶”的荀子也承认“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人具有内在的道德善端和道德意向，但要获得符合道德要求的现实行为，需要通过道德教化将人的道德本性发扬光大，最终重建道德秩序。孟子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上》）强调的是自我道德修养和外在道德灌输的帮助，荀子提出“化性起伪”侧重的是外在的道德教化，孟子和荀子在逻辑起点上存在差别，但在公共管理中通过道德教化来规范和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并实现社会道德秩序这一点上是相同的。用来表述公共管理行为的古代汉语词汇“行”和“政”也基本在道德语境中被使用，从词源上来看，“行”与“政”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义词，意指特定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规则和标准等，其中的差别可能在于“行”主要关乎个人的言行，而“政”则基于个人又超出个人，上升到国家和社会政治的层面。［1］“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荀子·致士》）恰当地表明了二者之间的意义关联。同时，“行”、“政”还意指将一套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向外推沿到个人和社会当中去。《周礼·地官·师氏》：“敏德以为行”，郑玄注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通过公共管理行为来推行道德，重建道德秩序，首先要求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道德，儒家甚至将普通社会成员个人的道德修养行为赋以政治功效。孔子门生问孔子有如此高尚道德却为何不为政时，孔子答曰：“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也就是说，为政之道，不外乎认识和推行人伦道德，一旦能做到明于孝悌之义，也就是在第2页共8页“为政”，这同居其位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