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图书馆立法对知识产权的作用图书馆立法以明确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属性与法律地位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的性质、地位、权利、义务等是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研讨中的基本问题，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种见解：“数字图书馆是公益服务与营利服务共存”［12］，“数字图书馆不再是公益机构，可能作为赢利机构出现”［13］，“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实际上就是icp”［14］，“图书馆的法律地位需重新审视，其所承担的权利、义务将完全改变”［13］，“图书馆的法律地位必须加以重新界定，版权法中应明确图书馆作为作品传播者的法律地位”［15］，“传统图书馆服务延伸出的数字图书馆服务的公益性应保持不能被抹杀”［1］。“数字时代图书馆公益性质的法律地位不会消失，但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移位”［16］。数字图书馆是否为公益机构，是否仍享有传统图书馆的权利成为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争议焦点［17］，因为数字图书馆的主体性质和法律地位直接决定了其在版权制度中享有的合法待遇，也决定了版权法调整与其相关的权利主体的利益关系时采用的原则和方式，因而影响着版权问题的解决，不同的权利主体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并因此享受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与责任［18］。学术界一般认为，公益性数字图书馆享有一定的版权豁免，应该适用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时，图书馆界建议将“公共图书馆”改为“公益性图书馆”，设置公益性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豁免条款，认为通过法律赋予公益性图书馆某些特权，使它们在使用数字资源时得到某种豁免，是解决著作权问题最根本办法［19］。因为非营利组织不仅在版权方面具有免责优势，即使发生侵权行为而受到处罚，也具有赔偿优势［20］。至于商业性数字图书馆，业界观点分歧较大。如果不明确数字图书馆网络服务商的法律地位势必影响图书馆数字化信息服务，图书馆就会成为被告，只有明确数字图书馆拥有的法律地位，图书馆才能同版权人密切合作，找到一种共识的形式，保障各方利益不受侵犯。2002年陈兴良胜诉中国数字图书馆侵权案充第1页共6页分反映了这一点，被告自称的公益性与运作的商业性结合而成的半公益半商业性质的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地位没有被承认。已有出版界人士以“法律上还没有给公共图书馆一个准确概念，商业性的标称“数字图书馆”的数据开发商属于公共图书馆”为据质疑《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赋予图书馆网络传播权［21］。由此看来，研究和实践充分表明，从法律上明确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的性质和地位、权利与义务等基本性问题对数字图书馆发展及著作权问题解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法律没有提供通过图书馆这一社会公共机构来平衡各方利益的环境和机制，没有塑造出图书馆是实现著作权平衡的重要中介的形象［22］，图书馆以及数字图书馆的权利在法律规定上是空白的，著作权法中很难找到适用数字图书馆服务性质及合理法律地位的条款描述。我国《著作权法》把公益性数字图书馆界定作为一般用户，忽略了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特点，没有赋予其特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不同性质数字图书馆不加以区别，笼统地规定了数字图书馆的权利和限制，使得公益性数字图书馆的法律主体地位缺失，对其发展不利，结果是其在网络资源建设、数字化服务等方面一直处于无法可依，无所适从的境况之中［23］。现行法律制度的缺失使数字图书馆在遭遇著作权问题时处于角色尴尬、权利缺失、行为受缚的境地。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地位是调整同其相关权利主体利益关系的基础，如果不对数字图书馆法律地位结合国情客观地界定和明确，将使图书馆所有数字化服务无谓地承担侵权风险，影响我国数字图书馆健康发展［24］。从当前形势来看，数字图书馆法律地位的确立不大可能通过对知识产权制度的修善来完成，只能通过图书馆立法来完成。我们认为，现行法律制度的缺失不仅仅表现在著作权法条款方面，更主要表现在图书馆立法的缺失与空白，长期以来，由于缺少图书馆法，图书馆最基本的社会地位、权利职责、社会职能等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受到严重束缚，网络信息时代，图书馆立法的滞后已经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