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疫情防控下分级诊疗制度研究关键词：突发疫情；防控；分级诊疗；制度我国自２００９年开始推进的“新医改”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分级诊疗”因其全面涉及整个医疗资源的配置格局和效应，直接关切到众多主体的利益，深刻影响民众看病就医的可及性、公平性与效率，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而被认为是新医改的核心内容，从推行之初便被寄予厚望并受到广泛讨论［１］。近年来，作为实施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制度安排，全国各地有关分级诊疗的实践探索方兴未艾，由此带给医疗服务供给模式以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分级诊疗也在慢性疾病诊疗、社区或居家养老康复，以及覆盖社会成员生命周期的健康保健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２］。突发疫情防控背景下分级诊疗制度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问题。一、分级诊疗应对突发疫情防控的现状（一）分级诊疗的理论内涵。医疗资源作为高度稀缺的社会资源，却被患者无限需求。但由于市场机制调节失灵，大量优质医疗资源呈现“趋利式”聚集，部分患者无法顺利获得优质医疗资源。作为准共物品，医疗资源的供给必须保证其公平性，因此在市场价格调节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政府有责任实施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分级诊疗正是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对策和工具被提出。具体而言，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分级诊疗：从实质内涵来看，分级诊疗是一种医疗服务市场供求有序、资源合理配置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医疗卫生体系能够合理高效运行，形成一种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难易程度的疾病诊疗工作，医疗服务信息无障碍流动，患者按需求就诊的诊疗格局。从实施机制来看，分级诊疗是明“分”实“合”。“分”体现在对疾病轻重缓急程度的分类、不同医疗机构职能的分工以及患者诊疗的分流；“合”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内容的整合，包括人才、技术、服务、基础设施等资源的整合，二是结构的整合，包括区域整合、产业链整合和医疗机构间协作模式的整合。第1页共6页（二）我国分级诊疗制度与。在突发疫情防控中的应用我国分级诊疗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基于城乡二元化资源分布特点，在城市建立的三级诊疗体系标志着分级诊疗雏形初现。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被引入，大型医院迅速扩张并对基层医疗机构形成强烈的挤出效应，为改变医疗资源分布的“倒金字塔”这一不平衡状态，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了分级诊疗的成熟。２００６年，我国首次提出建立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制度，并开展了社区首诊的试点，随后系列关于试点的意见中鼓励医疗资源整合、倡导一般医疗下沉到基层，实现社区首诊。２０１５年，为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改革，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分级诊疗的制度内涵、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提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基本方略，宣告了分级诊疗制度体系在中国正式建立并开始运作［３］。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突发过几起危害人民生命健康并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疫情，如“非典”、“甲型Ｈ１Ｎ１流感”、“Ｈ７Ｎ９型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这些突发疫情多表现为未知的烈性传染病，并具有突然性、复杂性、破坏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共同特点。疫情防控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需要及时甄别、科学处理，实现有效管控［４］。我国于２０１５年正式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体系，虽然制度正式建立之前在应对突发疫情防控案例中多多少少体现过分级诊疗的思想，但将分级诊疗制度较为成熟地应用于突发疫情防控的案例当２０１９年末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莫属。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我国湖北武汉陆续发现２０１９新型冠状病毒（２０１９－ｎＣｏＶ）感染的肺炎患者。随着疫情的蔓延和感染例数的增加，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其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５］。疫情防控中，基层医疗机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全国范围内４００多万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全出动、齐上阵，通过社区初筛，确诊再转诊，极大地缓解了大型医院所面临的压力，提升了整体的工作效率。同时，疫情防控期间各级医院通过互联网实现预约挂号以及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