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粮食形势思考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就农业农村工作问题发了十个“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稳农、强农、惠农政策，形成了完善的加强“三农”的政策体系。其中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免除农民的税费、实行种粮补贴，是含金量最高的政策。这就说明土地和粮食问题是中央一系列政策的核心问题。下面我就自己对中央土地和粮食政策问题的理解谈一下个人观点。一、土地是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的根本。中国农民对土地的记忆可谓刻骨铭心，“30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曾是中国农民的人生理想。土地是万物立命之本，如果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保障，社会就不会安定。我们农民在外面混不下去的时候有一句话：“大不了回家种地”。受到委屈的时候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只要有二尺五镢把在，咱还怕什么”。从农民这些发自肺腑的语言中，我们就可以认定，如果农民没有了土地，就等于断了后路，失去了依靠，一个失去了生存后盾的群体给社会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土地形势非常严峻。解放初期，全国人口4.5亿，到2006年猛增到13.14亿，净增加近9亿人。而耕地面积从“大跃进”前1957年的峰值23.53亿亩，减少到2006年末的18.51亿亩，净减了5亿亩。人地比率由1953年的3.96亩/人下降到2006年的1.39亩/人。其中有14个省人均不到1亩，有660个县人均不到半亩，已经低于联合国确定土地对人口最低保障0.8亩/人的警戒线。人均土地面积较多的地区，耕地质量又属于中低产田。所以保护耕地，稳定土地承包制度，是我国土地政策的必然要求。中央提出保留18亿亩耕地是“生命红线”。今年“一号文件”指出，要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全面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又提出：坚持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土地经营体制不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而且关系到国家建设基础的牢固。历代王朝都非常注重土地制度建设，唐朝的第1页共6页“均田制”是我国较早的土地制度，他把分给农户或官吏的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永业田”，可以买卖、继承，另一部分叫“口分田”，受田人死亡、逃离或判刑以后就被收回，这种体制实施了几百年，对唐朝的稳定、强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宋年间还规定：弃田户三年内回乡还地一半，五年内回乡还地1/3，五年后一律不还。这种制度保证了土地的充分利用，促进了粮食生产。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首先就进行“土改”，进而组建人民公社，收回土地走合作化的道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国内农业出现了危机，造成全国性的“三年困难时期”，这个时候中央就土地问题，在高层发生了严重的分岐。在中国农业如何走出严重困境问题上，发生了两种政治主张的尖锐对立。首先是因为安徽农民搞了包产到户，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极力主张在全国推行，陈云还提出分田到户，四年恢复农业的建议。毛泽东则坚决主张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以克服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批评用恢复个体经济来克服农业困难的办法为“单干风”。毛泽东认为，农村个体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必须同步，否则，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将面临绝大的困难。他说，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也不是不能增产，但“增产有限”，而且势必引发贫富两级分化。毛泽东在土地政策上有一条底线，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坚持集体所有制。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国农村走了合作化的道路，结果是用了三年时间，中国农业就走出了困境。但是受计划经济的束绑，在以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业始终得不到大发展。时间到了1979年，安徽农民再次搞起了单干，由小岗村的一个小组长严俊昌秘密召集群众，签了契约，人人按手印，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成为“中国分田到户第一村”。据说这份“秘密契约”被收进了国家博物馆。对这个问题想了多年的邓小平同志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由此引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第二年全国就实行包产到户，人民公社宣告结束。在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这二十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