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城市化之辨择[摘要]。对我国农村城市化概念的清“辨”，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我国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明“择”。只有清“辨”基础上的明“择”，我国农村城市化才能更符合实际、更为有效。农村城市化，根本上就是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村、农民的文明化问题。农村城市化有内涵上的深广性，有层次上的逐升性，有过程上的递进性，有形式上的多样性等。农村城镇化等都只是农村城市化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环，是农村城市化的各种形式或内容中的一种或一个层次，不能以偏概全。适合本国国情的农村城市化是一个远大目标，是一个发展方向，是一个科学诉求，是一个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极为丰富、深刻而复杂的体系。[关键词]：农村；农民；城市化；文明化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也是关键期。对“农村城市化”有什么样的理解，必将会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性质、方向、量化、道路抉择等）。所以，辨清我国“农村城市化”概念将直接关系到甚至是我国农村城市化建设成败、成效的关键。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摸索探讨，但是，没有（先进）理论指导的实践将会是苍白的。国外一些国家在农村城市化建设中所走的弯路就是一个明证。因此，要明“择”必先清“辨”。对我国“农村城市化”概念内涵理解的灵活化，将可以使我们对我国农村城市化的探索、实践的灵活化，而且会更符合实际、更为有效。一、我国农村城市化之“辨”对“农村城市化”一词，早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刘振邦曾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意见。刘振邦是一位长期研究世界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经济学家。他说，农村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危险而又极不科学的提法。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谓之“化”，如果农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变成城市了，农村也就消失了，生态也就不平衡了。因此，这样的提法会把农村的发展引向歧途，是和人类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他说：“农村城市化这个提法最初出自于50年代的西方，第1页共7页二战结束后，当时西方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一些国家盲目提出了农村城市化这样的口号，并把它当成一种模式，企图以此来把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和城市同等的程度。在此影响下，许多西方国家比如日本大量发展中小城市，结果农业用地越来越少，生态出现了严重不平衡，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他们经济发展史上所走的一段最大的弯路。法国在农村城市化的引导下，耕地每年减少1%以上，农村荒芜。这种现象迅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重视，到了70年代，就彻底否定了农村城市化的提法。现在，在西方任何一份报刊杂志和经济学理论中，都不再提农村城市化，而取而代之的是城乡一体化，实际上就是产销一体化，也就是说，城里需要什么食品，农村就生产什么，加工什么。比如，城里需要奶制品，农民就养奶牛，而养奶牛产前、产中、产后可分出若干行业，产业多起来了，农民自然就从粮食生产上转移出去了，而不一定非得造个城才能让农民转移出去。”[1]刘振邦这一提点可谓振聋发聩，犹如及时雨般浇向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建设热潮。的确，农村城市化的提法是很危险，如果对农村城市化没能真正理解而盲目进行的话。但是，错误或危险并不在于农村城市化及其提法本身，相反，农村城市化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的存在和发展，是基于人类的需求和文明程度基础上的，因此，随着人类需求的重点转换和多样化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农村和农民的转型或（相对于现代农村或农民上的）终结，也是可想而知的。首先，农村城市化，根本上就是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村、农民的文明化问题。一部分学者提出，应该将农村城市化改为农村城镇化。他们认为这既充分重视了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又切实地从我国国情出发。以往我国形成的城市体系，大城市多，中小城市少，城乡脱节，缺少小城镇中介，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力受限制。在农村城镇化体系中，既有少量农村流动人口通过社会流动进入大中城市，又以建设中小城市XX县区镇、乡镇为重点，使城乡更好地结合起来，起到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