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问题形成的公共政策原因及反思“政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1］当前我国社会是一个深受公共政策影响的社会。而任何公共政策的产生，不能不说都是由社会问题所引发的。当社会问题出现时，公众总是寄希望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并促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政府往往通过政策输出的形式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消解。因此，公共政策被认为是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路径，是政府实现对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研究者在论及公共政策时，基本都强调其对社会问题消解的功能和价值。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随着一些公共政策的持续执行，我们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公共政策也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显著原因。公共政策在消解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制造次生社会问题的例子在我国普遍存在。例如，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防止草场退化和沙化所制定的“草场承包”政策，在执行后却出现草场资源碎片化的现象，难以实现对草场的统一管理，导致草场的进一步退化和沙化;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我国“失独家庭”和普遍“421家庭结构”的出现使得家庭的养老问题逐渐凸显;我国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流动人口管理问题和“三留人员”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我国一些旨在消解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也都出现了引起新的社会问题的现象，如收入分配政策与贫富差距问题、城市化与“城市病”问题、产业政策与环境问题、土地政策与失地农民问题等等。可见，公共问题的产生与公共政策生成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从公共政策视角看待社会问题的成因，这不仅能够拓展我们原有对社会问题“何以形成”的知识图谱，也能够使我们更谨慎于公共政策可能蕴含的风险。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理论研究中对此还未充分重视。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基于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的实践活动，审视和反思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剖析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缘何又会引致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而对此必须要从社会问题是如何被纳入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议程以及如何转化为公共政策内容以及如何被执行的政策过程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问题是第1页共11页如何在公共政策输出中被不断建构起来的或者是隐性蕴含在公共政策之中。一、当前我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政策路径随着我国社会的改革变迁，尤其是进入转型时期以来，社会发展逐渐触及深层的体制和制度弊端，社会矛盾不断摩擦升级，同时科技进步给社会公众生活带来的未来不可预知性也不断增强，这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存在的风险和威胁呈现递增趋势，宣告着我国风险社会的来临。在风险社会中，社会问题突破了传统边界，变得更加纷繁复杂。传统意义上我国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性后果，社会公众通过感官是能够自我体察和认知的，其危害性程度能够被每个遭受其后果的社会个体所定义，也容易被处于危害境遇之外的人所理解并引起共识，如失业问题、住房问题、犯罪问题等;而我国非传统意义上社会问题的出现，社会公众对其危害性的知觉就很成问题，“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直接感知能力”，［2］需要依赖于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能够发现其存在并判断其危害。但即便如此，受制于专业知识积累的限制，有些非传统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也可能不会及时和完全地被意识到，即出现了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不知道的未知”，［3］如转基因问题、放射性问题和雾霾问题等。当前，我国社会问题就是传统社会问题与非传统社会问题的重叠交织，加剧了社会的可治理难度。总体来看，社会问题是“公众的问题，即不是个人的困扰，而是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4］这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存在导致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挑战。基于此，解决社会问题就成为了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是群体性的，置身危害之外的社会公众或是漠不关心或是有限参与，而身处危害之中的社会公众则是力量松散且能力不够，这都决定社会难以聚合足够的能量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代议制的治理语境下，社会公众多仰仗政府机构这种“集体保护网”来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经过社会公众的不满、社会利益集团的呼吁、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以及社会有识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