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说在前面的话：谈谈本门课学习方法大学之道文献功底理论功底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此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０３页)。只有当历史学不停留在描述而是开始做出解释时，才是科学的历史学。传统史学以政治事件为主要内容，以考证文字档案和史料为主要方法，以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为主要线索，以叙事式为表达研究成果的主要方式，只强调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因此缺乏科学性，应当创立一种新型的“综合的历史学”来取代它。为此，历史和其他科学一样，都要“研究相似性、反复性和齐一性”，都要应用一切科学都共同使用的假设、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没有抽象便没有科学，更没有历史科学。“知其所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梁启超批判二十四史皆以帝王为中心，忘记了国民，即群体，“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墓志铭而成耳”，必将造成“我国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永不成立也”。他针对这四弊二病而提出的新史学“贵其能叙一群人之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并提出新史学将“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改造之一要义也”。选自《梁启超文集》：中国之旧史社会史概念的提出，在于拓展史学研究的领域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两名年青的历史教授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在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创办了一份独立的新杂志《经济和社会史年鉴》，宣布其宗旨是为以经济和社会为内容的、为采用跨学科方法的新型历史研究和著述方法的成果提供国际论坛，向传统史学发起了全面的挑战。年鉴学派的总体史《年鉴》学派提出了“总体史”的口号，要求把经济、社会、文化、思想、乃至心理和下意识的领域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并号召各国的同行们从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地理学等社会科学当中吸取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并借助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向史料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受到挑战随着后工业社会中社会存在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科学的历史学所依据的那种对现代世界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所抱有的乐观态度，即把科学的理性当作一种规约现代存在方式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观念，并用它来组织社会的秩序的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科学历史学的方法把非人格的庞大结构置于历史的中心地位上。这种做法同旧式的政治史一样，并没有对现存的权力关系提出更多的问题。历史学更接近于文学，而不是更接近于科学。认为历史研究具有客观性的观念是不成立的，因为历史学家总是成为作为他们所思考对象的这个世界的囚徒，他们的思想和观念总是被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范畴所限制。因此，语言不是指称事实，而是构造了事实。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叙事史的复兴新文化史微观史叙事史的复兴劳伦斯·斯通：《叙事史的复兴：关于新的旧史学的思考”LawrenceStone,“TheRevivalofNarrative:ReflectionsonaNewOldHistory”），PastandPresentNo.85(1979），主要观点观察和写作历史的方式在七十年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作为社会科学历史学的核心信念，即“对过去的变化做出连贯性的科学解释”的可能性这一观念，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对人类经历的几乎所有不同的方面都产生了兴趣，伴随着这种兴趣而产生的信念认为“群体的文化，甚至个人的意志，至少在潜在的意义上是推动和引起历史变化的重要动力。由于重新强调了具体的人类的经历，结果回归于叙事形式的历史学。举例一乔治·杜比以研究法国中世纪农村社会结构而著称的，但他写了一本书去叙述13世纪发生的一场战争中的一天，以详细的事实揭示法国封建社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