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银行机构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已经在单个银行机构的传统微观审慎监管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促进各家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是一项重大职责。但就更大的范围而言，我们也正努力在一个更宽泛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内实施监管——不仅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情况，而且关注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甚至在实施《多德—弗兰克法案》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彻底检视自身的监管方法，以便更好地实现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的政策目标。我们在20XX年设立了大型机构监管协调委员会。这个高级别、跨学科的工作小组，从整个联储系统中汲取技术和经验，管理和监督最具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通过协调委员会，我们对传统的、逐个机构检查的监管方法进行了补充，定期使用一种横向的、跨机构检查的方法来监督行业行为、日常交易和融资战略、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关联性及其他影响系统性风险的因素。利用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专家的工作经验，协调委员会越来越多地采用改进的定量方法来评估被监督机构的情况及其可能对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联储加强跨机构监管的重要进展之一就是最近完成了第二部《综合资本分析与评估》（ccar）。在ccar中，联储评估了19家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的内部资本筹划过程，以及这些银行在非常严重的假设情况下，包括失业率达到13%的峰值、股价下跌50%、房价再下降21%时的资本充足率情况。从传统的安全和稳健的角度看，考虑每家银行的资本分布状况，我们关注的是这些银行在压力测试中是否有充足的资本维护金融稳定。同时，我们也用常规方法对国内最大的银行机构进行评估，这也有助于更好地评价整个金融体系的承受力，包括在经济很不景气的情况下，银行体系是否具备继续向家庭和企业提供贷款的能力。由于压力测试将成为有效的监管工具，我们正在评估最近的做法，以准确识别哪些因素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哪些方面还可以在实施和沟通过程中加以完善。联储现在也经常使用宏观审慎方法分析重大经济事件对单个机构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第1页共7页潜在影响。我们对20XX年春出现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反应就是很好的范例。出于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我们一直密切监测美国的银行对欧洲直接和间接的风险敞口，并追踪这些银行对风险敞口的管理。我们也一直在分析欧债危机发展到何种情形会导致更大的混乱局面，比如投资者避险情绪的急剧增加会对资产价值产生不利影响。这项工作不仅使我们对单个银行的风险状况更加了解，也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估了欧洲金融动荡对美国信贷流动和经济活动的潜在影响。宏观审慎政策正在被纳入新法规和监管之中。例如，20XX年12月联储发布了实施《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65和166条款的试行规则。这些规则将为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及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标准，这些标准因为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增加而变得更加严格。我们也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国外监管当局合作，以对系统关键性机构实施fdic新的清算规定。特别是20XX年秋天，我们与fdic联合发布了规定，要求所有银行制定可信的被称为“生前遗嘱”的预案，以有序解决银行倒闭事件。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全力支持巴塞尔委员会在20XX年夏季对交易活动和证券化敞口实施更严格的监管资本标准。我们还与其他央行密切合作，帮助完善巴塞尔协议iii政策框架，以要求国际性银行持有更多优质资本且保持更大的流动性，同时根据这些银行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要求它们补充附加资本。这些附加资本是为了降低这些系统重要性机构倒闭的风险，也是为了迫使这些机构在决定自身的规模和运营复杂化程度时从内部消化一些可能成本。否则，因这些机构的决策所产生的成本将由经济和金融体系来承担。每项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改进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传统审慎监管，同时也能促进整个银行体系更加稳定以及更具承受力。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结构的缺陷，使得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金融机构规避了强有力的综合监督，这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联储一直在与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设立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第2页共7页（fsoc）的其他成员机构一起努力，弥补监管漏洞。4月3日，fsoc发布了最终规则和实施标准及过程的解释性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