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佛法的本体互动2015年01月30日15:53新浪收藏微博我有话说收藏本文菩提之夏中国文化史上，书法和佛教在长期的历史话语中彼此走近----佛教借书法得以广泛传播弘扬和普及，书法藉佛法形成经久不息的书经热潮，大大提升了佛法的巨大影响力和书法的内在精神气质。大体上说，书法对佛法的普及促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抄写佛经、碑刻佛经、书法理论的禅学化。抄写佛教经典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形式，广大僧人和居士为了表达自己弘扬佛法的宏愿，苦心静气地在抄写佛经中呈现自己对佛教的虔敬之心，并通过书法一丝不苟地庄严书写广为传播弘扬佛典，以此日积月累地建立自己的佛法功德。正唯此，历代僧人居士可谓书家辈出，声名远播。众所周知，王羲之除了抄写道家经典《黄庭经》以外，还抄写了佛经《遗教经》，柳公权抄写了《金刚般若经》，李煜抄写了《心经》，钟绍京书《转轮经》、张旭书《心经》、苏东坡抄写《华严经》、《圆觉经》，黄庭坚抄写《文益禅师语录》，赵孟頫抄写《佛说四十二章经》，林则徐抄写的《阿弥陀经》，弘一法师抄写的《华严经》，欧阳渐书《心经》等。真可谓抄经获得一生佛光普照，而其抄写的经文则在中国书法史上流传百代。有趣的是，一些佛门高僧则无意于抄经，智永禅师对书法尤为痴迷，终身无意于抄经。《宣和书谱》载智永二十三种帖没有一种是佛经，反而写了《真草千字文》八百本送浙东诸寺。这位身着袈裟的僧徒在精神上却是一位生活在书法世界中纤毫不染的艺术家，他通过不懈地书法追求建立了当时抄经的书法规范。苏轼《东坡题跋》赞赏道：“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而怀素和尚则突破唐楷陈法醉心书法而用狂草表达自己的浪漫书法情怀，其草书将中国书法写意性发挥到了极致，用笔上起抢收曳，化断为连，一气呵成，变化丰富而气脉贯通，在点画线条的飞动和翰墨泼洒的黑白世界中，物我两忘，化机在手与线条墨象共“舞”而“羽化登仙”。只见：“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怀素《自叙帖》)在狂笔纵墨、释智遗形中，怀素达到了精神的沉醉和意境的超越。在怀素之后，著名的僧人书家还有齐己、献上人、修上人、高闲、彦修、昙林、贯休、应之等，他们高精的书法作品丰富了中国书法历史长廊。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走向了全面的精神自觉和空前繁荣。在物质文明方面，纸的发明为书法家创造了恣意书写的艺术空间；在精神文化方面，佛教的传入，以及儒道、释、玄的融汇，使士人崇尚清谈，寄情山水，为书法的繁荣作了心态上的准备；在书法美学理论上，不少书法家有了理论的自觉，不仅醉心于书法实践，而且热衷于书法理论，于是尚“韵”成为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唐代初期，南北文化的交融成为时代的要求，体现在书法与佛法上同样重视融合南北文化。唐太宗标举王羲之书法，亲自撰写《王羲之传论》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馀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唐太宗倡导王字，确乎是初唐书势斟酌古今、融合南北的审美要求，在权力话语的参与下研习王字成为当时时尚，朝廷忠臣以及众多经生皆以王子为正宗正脉，社会各阶层的效仿王字更是蔚为壮观。唐代以楷书“尚法”名世的书家，几乎都是朝廷重臣，欧、虞、褚、颜、柳概莫能外。而以草书“变法”而“立法”的书家，却大多政治地位不高的文人士僧，如孙过庭、张旭、怀素等。僧人的狂草纵笔恣肆锋芒毕露通过挥毫构线来抒情达性，形成对尚法书风的互补性，创造的是佛法世界中的书法浪漫情怀，一种充满个性创造力和藐视前人审美原则的书法力量。可以说，在楷书日益强调现实应用功能，并成为一种人人可学的技“法”时，草书却日益浪漫化抒情化而成为一种天才般的艺术表现。在这种互斥互补的两极的走向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的生成和走向丰满。一般而言，唐代僧人秉承时代风尚，佛教、儒教、道教自由发展，各领风骚，故而僧人们多用狂草表征自我精神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