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我一生的责任编辑……”叶圣陶吴泰昌１９８８年２月９日上午８时２４分，叶圣陶先生在北京医院辞世。上午９时许，叶老家人从医院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巨大的不幸消息。至善、至诚他们上午在医院，中午我去了叶家。我想尽快将这个噩耗，告诉远在上海的巴老和与我同在一个城市里的冰心老人。我熟知他们三人之间的纯真而深厚的友谊。我几次拿起电话又放下了。我很担心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会给两位老人带来精神上的强烈刺激。我有过这方面的经历。我也有过大好消息引发冰心心脏病发作的体验。１９８５年１月，第四次全国作代会选举产生了主席、副主席，冰心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大会，她嘱我要及时告诉她选举结果。当选举结果一公布，我就打电话给她，我说：“巴老得票第一。”当我回答她的仔细询问时，电话中突然传来冰心女儿吴青的声音，“不好了，娘心脏病犯了！快快，叫急救车……”幸好抢救及时，冰心安静地入睡了。那次险闯大祸的余悸，长久地使我感到后悔。叶老逝世的消息是瞒不住的，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肯定会报道。这天恰巧是大年除夕，上午我给巴老拍了个贺电，祝他“龙年健康、快乐、长寿！”中午又和小林、吴青通了电话，我们商量好，尽量做到使两位老人感到不突然，甚至想到如何让他俩今晚不看“联播”节目。巴老和冰心都有看新闻联播节目的习惯，他俩从“联播”中听到了叶老的消息。巴老连团圆饭也顾不上吃，忙叫小林给叶家挂电话，亲自向叶老长子叶至善、次子叶至诚问候。冰心晚８时在电话中问我：“老巴那边，你去过电话了吗？”我说：“已经给小林去过电话了……”巴金在口授唁电中说：病中惊悉叶圣老逝世，不胜哀悼。谨电吊唁，并致慰问。圣老是我一生最敬爱的老师，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他的正直、善良、诚恳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巴金１９８８年２月１８日１９８６年，巴金在《我的责任编辑》中，记述了他与叶圣老的友谊。巴金在文中说，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是经叶圣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我的意思是———写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内”。他还是“我的老师”。我记起了“文革”结束后，他们之间交往中的几件事。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初，下班后，我从《人民文学》编辑部到对面叶家去看望叶老，叶老正坐在客厅沙发上。他高兴地说，我刚给巴金写了首诗，祝贺他恢复了写作，发表了作品。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５日《文汇报》副刊发表了巴金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这封信约五千字，一开头就诉述了自己在“四害”横行中的遭遇，他说：“过去我只能在书中读到的或者听见人讲过的一些事，现在我都亲身经历了；有些事则是过去我想不会有的，而现在我的朋友终于遇到了的，如杀人灭口、借刀杀人之类。１０年中间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只写了无数的‘思想汇报’，稍微讲了一两句真话，就说你翻案。连在日记本上写了几句简单的记事，也感到十分困难。我常常改了又改，改了再改，而后终于扯去，因为害怕连累别人。我知道我只有隐姓埋名地过日子，让人们忘记，才可以躲开黑帮们的大砍刀。他们用种种的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对付我，处心积虑要使我以后永远不能再拿起笔。”巴金的《一封信》激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同时也赢得他许多老友的同情。叶圣陶不但几次1写信，还从北京寄赠巴金一首诗，词义恳切，纸短情长。叶老从卧室里拿出这首诗给我看。诗云：“诵君文，莫记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年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日壮，伫看新制涌如泉。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２日。”叶老指着其中“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年契阔心怅然”这两句对我说，我同巴金各住一地，平日交往并不多，但我常想念他，有机会就想见到他。叶圣陶对巴金的赞颂，使巴金感到温暖，他觉得：“似乎又回到了５０年前了。这样的友情！这样的信任！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应当高兴，我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老师！”他在这一年１１月７日，给叶圣陶写信说：“收到您给我写的字，十分感谢。看到您的工整的手迹，仿佛见到您本人；读到您的诗，想起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