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是穴”疗法的用处和局限中医针灸术里，有一种叫做“阿是穴”的穴位，不属于《针灸甲乙经》上的经络穴位名录，但也会被医者用到。据说这种穴位的来由是，哪儿痛，医生用手一按，患者应声叫：“啊——是！”而得名。显然，如果拿针治病的人，只知道扎阿是穴，就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疗法。古来医人类似于医国，只扎阿是穴的现象，在乡村治理方面也不鲜见。已经有许多年了，在所谓的“三农问题”中，农民负担问题最为人们所关注，农民叫，大小媒体叫，某些递折子的学者更是嚷得凶，中部地区出现的少数群体性农民抗争，成了他们博取上头垂顾的资本。没错，农民的负担是重，有些地区已经重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对于农民来说，对自身遭际最直接的感受，也就是他们的负担，但是，是不是将加在农民头上的所有负担，包括作为公民所应交纳的起码的税收统统减掉，农民就会从此富裕起来呢？所有了解中国农村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农民负担问题只是现时农村问题的表象，就事论事，无论以税费改革还是以补贴的方式解决之，都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阿是穴疗法，充其量只是暂时从精神上缓解痛苦。近来，政府对于农民负担的“旱情”施下不少雨露，农业税的取消，补贴的到位，让饥渴中的农民喜出望外。一位朋友告诉我，最近他下去调查发现，农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好事居然是真，有的农民甚至怀疑是不是要打台湾了，所以（中央）才对他们这么好。不过，上面的雨露固然令农民有望外之喜，但比起近来粮食涨价所带给农民的实惠，却有小巫大巫之别，也就是说，减税和补贴只是减轻了农民的被剥夺和被抛弃感，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的，还是来自市场的粮食涨价。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具体的说，是如何让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只要存在增收的客观因素，比如粮食的涨价，或者技术条件的改善，比如种子的改良、养殖和种植技术的输入、贷款的增加等等，都可以部分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地实现目标。但从根本上说，则取决于两大基本因素，一是经济的增长和市场发育，二是制度和政策的变革。对于政府来说，有作为的空间事实上有两个部分，一是技术性空间，既农民生产技术条件的改善，二是制度空间，即通过制度和政策的改革，实现农村资源配制的优化。政府在技术空间里的作为，多年来一直有弱化的趋势，技术的有偿服务多少还有一点，但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基本上提供不了，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维护，基本没人管，农业技术的服务，陷于停滞，乡村的教育，要靠大部分陷于破产的乡镇财政来负担，农村的公共医疗卫生，更是私人小诊所的天下。显然，政府在这个方面应当有所作为，甚至应当把工作的重心从治理转到公共服务上来，不过，这个转变应该与制度的变革相配套。传统时代，官不在乡，农村的公共服务由乡村组织自理（包括宗族乡社等），政府基本上没有这个责任，所以形成了相应的政治行为传统。自清末新政以来，国家政权的下沉，只是强化了对农村的控制以及税收，但却罕见其在公共服务方面有起色，一方面固然由于政治传统的遗传，另方面也由于现代化的着意处在城不在乡。1920年代，一位城居有着百亩良田的地主（不在地主），在报纸上抱怨说他的生活还不如拉洋车的邻居，当然，这也许有些夸张，但靠地租生活的不在地主的生活日益下降确是实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衰败，农业收益的相对减少。新中国成立后，合作化的结果固然使农村的组织程度大幅度提高，但除了动员能力被强化之外，农村自身环境的改善依然有限，在现代化的重工业导向的大规模建设中，农村更加凸显了被牺牲的地位，在某些地区，农民就生活水平而言，没有比“旧社会”好到那里。1980年代初推行的“大包干”制，实际上是大饥荒时代的应急产物，作为人民公社制度破产后的就急措施，当然比较好的社会经济效应，但是，这种过于粗糙的制度变革居然20多年没有进一步推进，这不仅跟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极不适应，逻辑上也难以令人置信。今后的改革，无论农村土地是坚持公有化还是实行私有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