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通史家风许凌云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在中国史学史上，史家向来注重于“通”，提倡“通史”的著述。久之，形成为一种贯通古今的学术思想和世代相沿的优良学风，乃至行之有效的治史方法。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对此进行了概括，名之曰“通史家风”。然而，也有人对通史向来持不同看法，时至今日，依然意见纷纭，莫衷一是。这是中国史学史上至关紧要的一个大问题，亦涉及到我们史学研究的方向和道路，因此，研究这个问题具有很大的现实性。“通史家凤”的基本特色古今史家谈‘通”，论断甚富，析其所言，不外两种涵义：一曰纵通，一曰横通，或曰上下贯通，左右旁通。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横通》中详细地解释了通的涵义。他说：“然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冲八达，不可达于大道，而亦不得不谓之通，是谓横通。横通之于通人，同而异，近而远，合而离。”当然，章氏所论，主要是强调“四冲八达”的“纵通”，其中包括有左右旁通之意；而其所谓“横通”，实是不通之意，与我们所说的左通右达的横通尚不一样。章氏谈通，并非仅仅停滞在为通下界说上了事，而是把通的思想和方法具体运用到历史研究上来。他指出：“汉人以通为标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则其体例盖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文史通义·释通》）也就是注重研究撰史的方法。于此，他态度明朗，积极为通史家张目，倡导编写通史。章学诚认为，自班固断代为书，后世谨守绳墨，不知古人著书之旨；但司马迁所开创的通史之风，还是有历史影响的。梁武帝时为矫断代为书之弊，有“欲以包罗众史”的《通史》一书。从此以后，“源流渐别”，通史有所发展。他指出：“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文史通义·释通》）这里，他充分肯定了史学史上几部著名的通史之作的成就。郑樵“总古今之学术”，杜佑“统前史之书志”，司马光“合纪传之互文”，裴潾“汇公私之述作”，其基本点就是一个“通”字。这清楚地表明了章学诚注重通史的立场。以往史学界曾有非议《通志》者，而章学诚则予以热情的赞扬：“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文史通义·释通》）表达了他充分肯定郑樵深得通史家风之意。十分明显，章氏肯定通史，并非褒贬任情，固执一隅，而是以其远见卓识，发现了通史家风的重要意义。以我个人的理解，通史家风至少有下列几个特色：其一，成一家言的著书之旨。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上》中，章学诚表彰春秋家学。他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春秋》是否如章氏所言“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自当别论。在我国历史上，儒家经典被奉为神圣，似乎无所不包，即使是象富于批判创新、“别识心裁”的史学家章学诚，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观点的影响。这是不必讳言的。但在这里，章氏强调独断于一心、成一家言的家学，阐发《春秋》之义，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沿着这个思路，他肯定“史迁绝学”，是“《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在他看来，司马迁“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文史通义·申郑》）继史迁之后，郑樵“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