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知识场域策略[摘要]。公共政策知识结构是一个空间巨大、内容丰富、层次明晰的如布迪厄所言的文化场域。研究公共政策知识的内容结构，首先要了解公共政策学、公共政策学科和公共政策科学三个概念的关系。这三个概念同属于一个层次，只是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在公共政策科学体系中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范式，即属于“学术社区”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属于“实践社区”的公共政策分析。理解和研究公共政策知识场域对于目前公共政策科学研究、公共政策学科建设乃至mpa教育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关键词]：公共政策场域;公共政策学;公共政策科学;公共政策研究;公共政策分析一公共政策学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曾经结合公共政策学的发展过程，对其内涵作了分析。他首先认为公共政策学“的确具备与基础科学不同的工学的性质。就像工厂制造产品一样，公共政策也制定具体的政策。生产产品需要一定程度的基础研究，制定政策同样也需要成为其支柱的基础学科。这门基础学科就是公共政策学”。[1]在这里，药师寺泰藏将公共政策视为是实际操作过程，而将公共政策学看成是一个为实践服务的基础学科。药师寺泰藏接着又指出，公共政策学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先后形成过两个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是由这一学科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构筑的。由于他过分地强调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公共政策，结果“把公共政策学变成一门‘冰冷’、‘生硬’的学科”，它不可能对执行具体政策的人产生任何冲击，从而这一分水岭也就脆弱地崩溃了。显然，在拉斯韦尔那里，公共政策学更多的是提供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构筑学科基础的理论体系。[2]药师寺泰藏认为公共政策学的第二个分水岭是由以色列学者叶海卡。德洛尔构筑的。他运用“系统群研究”方法，建立了“政策系统”。德洛尔指出，公共政策学是从各相关科学，尤其是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结合中发展成为第1页共7页一门学问的。德洛尔对拉斯韦尔的单纯方法论进行了批判。他提出的“总体政策”是一种“超”政策体系，是促进公共政策学发展的指导方针。到德洛尔这里，公共政策学成为政策理论的科学。但是德洛尔却“试图在统一的公共政策学的旗帜下统率其它各相关学科”。药师寺泰藏认为，这也正是公共政策学第二个分水岭失败的原因。可以看出，在德洛尔那里，公共政策学实际上是公共政策的“政策”即公共政策的原则、规范。但是，正如药师寺泰藏所指出的，德洛尔同时对公共政策学研究教育机构进行了探讨，并推动美国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设了公共政策学课程。在这一点上，德洛尔又把公共政策学视为是一个学科。它具有特定的研究和教学体制。在分析了公共政策学的两个分水岭以后，药师寺泰藏提出要构筑公共政策学的第三个分水岭。他认为新的公共政策学应当有一些基本特征：一是新的公共政策学仍然“以多民族、无政策国家的状态存在下去”。他把公共政策学比喻为“国家”，由于参与公共政策分析的“不单单是负责公共政策的人和社会科学家的工作，它还需要动员起自然科学领域的优秀人才”，而“所有参与创建这门新学科的人都拚命维护自己的存在价值，主张自己就是公共政策学的中心”，因此，公共政策学这个“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无政策国家”。二是新的公共政策学应当从各个相关学科的角度来回答什么是公共政策。药师寺泰藏认为，德洛尔的错误不是在于他所持的公共政策学中应当包括多个学科知识这一点，而是他想将其它学科都统一地包括到公共政策学的旗帜下。将公共政策变成科学的科学。正确的做法是，与公共政策相关的学科仍旧是独立的。政治学就是政治学，但在公共政策学中，应当致力于论述公的条件下去航海，必然触礁。药师寺泰藏所讲的公共政策学，既有公共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学科，又有公共政策学的内容。从他关于公共政策学发展历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公共政策学是一种有关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实际操作的基础理论，它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实质、地位、功能、历史、学科范围、学科构成、政策制定系统、政策过程等方面进行的理论思考。第2页共7页公共政策学科则是一种知识传播、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建制。公共政策学科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