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叙录（节选）我没有“童年阅读”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没有“童年阅读”的阶段。我似乎是一开始就摒除游戏性质的训练而进入“纯正”的文学阅读。我从小就不喜欢现今被称为通俗文学的那类作品。偶尔也涉猎过《七侠五义》、《施公案》之类的小说，但往往“不忍卒读”便放下了。那些描写引不起我的兴趣。我的童年是艰难而充满忧患的。家境贫寒，再加上异国入侵的战乱，个人和家庭的生计维艰，以及笼罩头顶的战争的乌云，剥夺了人生最天真无邪的那个阶段。我的“心境”与那些轻松的愉悦的阅读无关。早熟的人生使我天然地排斥那种旨在消遣的阅读活动。我的小学至少换过四个学校才勉强地读完。有的是因私立小学缴不起学费，有的则是因战事逼近而逃跑迁徙。初中的三年更是在愁苦中度过的，每一个学年开始，我总为筹措学费发愁。好不容易缴了学费入学，每日的吃饭又成了问题。砍柴、拾稻穗、替父母典当混日子都是我们童年时期的真实的东西。可以说我的童年阅读是被恶劣的生存环境所剥夺了。我没有任何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为这类阅读提供可能性。我的青少年时代的教育也不完备，动荡的岁月使我很早便离开学校军旅多变动的生活使我很难安闲地读书。因此，一些现在看来是经典性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都是军队复员进了大学以后按照文学系正规的要求阅读的。这时候读那些作品，已经是专业研究者的眼光，而非单纯的欣赏了。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封神演义》、《西游记》或《镜花缘》一类作品，我不喜欢它们和现实生活“隔离”的姿态和角度。恶劣的环境和艰难的人生，使我自然地远离童年时代或青少年时代自然会有的那种“阅读的享受”，我发自内心地拒绝对于书本的消遣和嬉戏的态度。也许这是有悖于常的，但却是我的实际情况。这与后来我视文学为庄严神圣，以及把它当作匡时济世的手段的观念的确立不无关系。但童年的我的确喜爱书籍和喜爱读书。当同样年龄的孩子热衷于玩捉迷藏一类游戏的时候，我已经饶有兴味地读起了“五四”新文学的作品。那时没钱买书，但还是千辛万苦地拥有了一些。有一、两个童年好友同样嗜书，就在其中一位的家中办起了我们自己的“图书馆”——各人把自己的“藏书”都搬到了他家中，像正式的图书馆那样给书分类、编号——但借书人仅限于我们自己。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以“合资”形式筹办的“内部图书馆”。这些近于游戏性质的活动，对于我们良好习惯和高雅情趣的养成，默默地起着作用。那位提供“馆址”的童年朋友叫王松秋，他如今还卧病在家乡福州，我怀念他，盼望他早日康复。文学与我在有的文章里，我说到童年时代我受到新文学中两位作家极大的影响，这就是巴金和冰心。“巴金教我抗争，冰心教我爱”。《寄小读者》我很早就读了。这部作品以它博爱的胸怀、高雅的心灵和优美的文体，为我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为这个世界所倾心。随后，我进了初中，我以当时在报上发表文章获得的几乎是全部的稿酬，买下了开明版的《冰心全集》。在那里，我读到了《春水》和《繁星》，也读到了《往事》和《南归》，我至今还认为冰心写于一九三二年的全集自序是一篇非常优美的具有典范性质的散文。至于《南归》所传达的丧母之痛，从那时起直至今日还时时唤起我的哀愁。我读巴金要晚一些，是上了中学之后的事。我中学母校是英国教会办的三一中学，那里弥漫着英国式的学院气氛，英语是第一语言，有繁多的宗教活动，而当时却是抗日战争与第三次国内战争纠结的时期，对现状的不满使我思想激进。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巴金的世界。因为对旧世界的吞噬和倾轧有切肤的痛感，我能够理解巴金的反抗精神，并从他那里获得了爆喷的激情。动荡的时代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底层的知识分子倍感痛苦。看不到出路，也没有应变的对1策，我们只能从自己有限的阅读中寻求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我和我的那些爱好新文学的初中同学们，便把《家》中那些反抗封建压迫和追求光明的青年人当成了行动的楷模。四十年代后期，中国大地遍地硝烟中，我们几个同学在南中国的一个城市里，自觉地纠合在一起办起了我们自己的“读书班”。我们在正式的中学课程之外有计划地阅读和讨论我们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