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规划界专家学者对存量和减量总体规划观点的汇编专家名单如下：施卫良邹兵金忠民石晓冬丁成日王凯赵燕菁郑皓林坚石楠施卫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过去的20年，中国的城市化处在一个快速的发展时期，大多数城市在这期间进行的是以增量为主的总体规划编制。在上一轮的总规编制中，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总规普遍采用的是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发展新城新区的模式，通过增量来保证城市的发展。面对规划发展，我们的规划师也习惯于增量式的总规编制，特别是大量的新城新区规划，以及各种园区、功能区的规划。我们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包括国外的一些专业机构和规划师，也在向我们学习这方面的经验。但是，从一些特大城市发展来看，正面临着上一轮发展带来的问题，人口和资源环境的矛盾、建设用地的紧张、社会分化的加剧等，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城市发展模式和城乡规划的转型成为规划行业的热议话题。特别是去年的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新型城镇化规划，都提出了对特大城市要严格限制规模、控制建设用地的“天花板”，也提出了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划定城市生态红线的要求。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在思考下一轮特大城市的总体规划是不是应该朝着面向存量和减量规划这个方向来编制，我们也看到一些城市已经在走这条道路。深圳的新一轮总体规划就明确提出了存量用地的规划概念，而且深圳也是最早在全国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的城市；上海2040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建设用地的零增长、负增长；北京面临新一轮总体规划的修改，也提出了减量规划、“瘦身健体”的思路。邹兵(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总工程师，深圳市城市规划协会会长)第一，无论是增量、存量还是减量规划，都是处理城市空间发展问题的手段，应相互支持，协同配合。计划经济时期特大城市由于增量空间不足，旧城改造和历史文化保护都举步维艰。后来土地制度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推动大规模的空间扩张，通过增量支持破解了过去在存量空间里“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困局。第二，增量和存量规划的运行逻辑，类似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不从城市和国有企业入手，而是先从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寻求突破；在做大做强经济增量后再来推动城市和国企改革。城市规划先在外围发展新区，利用获得增量收益来处理老城的存量优化问题。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增量扩张受到约束，要在增量有限或者没有增量收益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盘活存量来解决持续发展问题。第三，关于存量和减量内涵的不同理解及对策。存量既可以指城市已建成区，也可以指已出让土地使用权但并没有完成建设的已批未建用地。对于前者，面临的是土地二次开发的更新改造问题；对于后者，则是闲置用地收回或产权回购的政策问题。关于减量的理解，一种是在生态保护区清退建设用地，进行生态恢复；另一种是减一部分增另一部分，如减村镇用地增城市用地，减工业用地增加居用地、公共空间和绿地等，实际是用地内部结构的调整转换。第四，存量和减量规划都是对既存利益的调整，所以实施更难。增量规划是针对长远和未来的，利益具有预期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存量和减量的利益关系具有即时性、现实性和确定性，矛盾更为尖锐复杂。第五，编制存量和减量规划，首先要由大规划向小规划转变。增量规划考验规划师的是想象力和洞察力，要有理想有激情有远见；存量和减量规划更多地需要理性、细心、耐心和恒心，更多的是微空间、微设计、微循环、微更新。其次，存量规划要在规模锁定、空间结构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用地结构的调整来实现城市就业、居住、交通、服务等功能的改善。存量规划要计算用地转换的财务收益、需要支付的成本，以及怎样分配这些收益、分摊这些成本。增量规划重利益平衡，存量规划重利益分享，减量规划重利益补偿。金忠民(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上海、深圳等城市经历了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后，必然会遇到建设用地存量和减量的选择问题。首先，特大城市进入存量优化规划阶段是城市转型需要。目前，上海建设用地总量逼近土地利用总规的“天花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