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适性为美”思想的生态美学意义2011年5月14日22:19庄子认为，美并不仅仅是人的专利，天下万物都有自己的美，这种美就是万物对自己生命本性的顺应，或者说是物种本性的伸张，这就叫“适性为美”；物性不一，因而物种的美也多种多样，千万不可一概而论，以此羡彼，“适他之适”，“役人之役”更不能以此求彼，按自己的审美标准去对待、强求其他物种的美，取代其他物种的审美尺度；在此基础上，庄子主张站在不同物种生命本性的立场，追求和维护天下万物顺应各自本性之美的共生共在，达到天人和谐，万物共荣。庄子的“适性为美”思想，实开生命美学、生态美学先河。在他之后，西晋郭象作《庄子注》，东晋支遁作《逍遥游论》，进一步发展了其“适性为美”思想，北齐刘昼对此也有所丰富，对我们今天讨论生态美学颇有启示、参考意义。一庄子作为老子的精神传人，其美学思想首先表现为对老子美学的继承。老子认为大道至美，“孔德之容，唯道是从”1[1]，庄子则借老子之口进一步发挥说：“游心于物之初”的“道”，即“得至美而游乎至乐”（《庄子·田子方》，以下只注篇名)。“道”在物体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其自然本性的“性”。老子的得道之美，到庄子手中就改造为适性之美。庄子适性为美的思想，正面的表述叫做“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情”，实也。“性命之情”，即“性命之实”的意思。“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也就是顺应、切合生命本性之实的意思。庄子说：“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骈拇》)“正正”，曹础基《庄子浅注》认为系“至正”之误。联系上文批评杨朱、墨子“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曹说可从。庄子认为，那最完美的“至正”形态，就是不失物种的生命本性之实。庄子又说：“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骈拇》）“臧”是与“仁义”对待的一个道德名词，约相当于“善”。什么是“善”呢？不是“仁义”，而是“任其性命之情”。而“善”可以带来情感上的“美”，所以“任其性命之情”亦可视为庄子对“美”的界定。《在宥》篇指出：“且夫说（通悦）明邪，是淫于色也；说聪邪，是淫于声也；说仁邪，是乱于德也；说义邪，是悖于理也；说礼邪，是相（注视，注重）于技也；说乐邪，是相于淫也；说圣邪，是相于艺也；说知邪，是相于疵也。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将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脔卷犭仓囊而乱天下也。”庄子意在说明，当天下人都能“安其性命之情”时，“明”、“聪”、“知（智）”等“八者”可有可无，即便存在，也不会使人失性；当天下人“不安其性命之情”时，这“八者”的存在恰恰足以扰乱天下。而当时的社会正是人人“不安其性命之情”的社会，所以不应允许这扰乱人性的“八者”存在。总之，物种符合自己生命本性的那种状态，就是美的形态。在《骈拇》、《大宗师》篇中，庄子批评社会上常见的“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的现象，强调物种“自适其适”的美。联系整个《庄子》的论述，庄子所说的“自适其适”的“自”不仅指人，而是泛指一切生物，主要包括植物、动物和人三类。于是物种的适性之美，就表现为植物、动物、人的保生全性之美。1[1]祁志祥：《老子美学：“孔德之容，唯道是从”》，《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5期。植物的美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按照自然本性生长发育、郁郁葱葱、枝叶繁茂、得以“终其天年”的生命形态。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由于对人有用的成材之木没有长大就被人砍伐，而对人无用、甚至有毒的“不材之木”恰恰能够成其大，尽天年，保全生命本性，自由自在地生长化育，所以是最美的树木。比如《人间世》描述的“栎社树”“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脂液流出如樠树，说明木心不坚实），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然而正因其“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又如商丘之“大木”，“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指树心不实）而不可以为棺椁，咶（同舐）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