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首次共同修史不畏敏感：“侵略战争”上达成重要共识中国人和日本人写“同题作文”谈历史？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个项目。这是两国之间首次基于政府间协议的共同研究，由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二十余名学者领衔。2006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时与中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启动针对中日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同年12月，中日双方政府各选派10名学者组成研究委员会，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学术委员会主任步平担任中方首席代表，日本政策研究大学大学院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北冈伸一任日方首席代表。“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辨析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文版出版座谈会”现场在2015年4月2日举行的出版座谈会上，步平等参与《报告》编写的历史学者介绍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来龙去脉及主要内容。步平表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取得的进展在于这个过程，两国学者能坐在一起进行讨论，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而双方学者也确实就一些问题取得了理解与共识。”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远藤和也曾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参与过《报告》的准备工作。他在会上表示：“《报告》的正式出版，距离研究成果的发表已经过去将近5年。这期间日中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我认为《报告》的意义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远藤和也认为，共同研究体现了严谨地面对复杂问题的学术姿态，这在日中关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谈日中历史时，有时还要挑战非理性”。既是共同研究，为何各自表述？《报告》由古代史卷和近代史卷组成，内容涵盖中日2000年交流史。就“东亚国际秩序与体系的变革”、“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日本文化的创造性发展的诸形态”、“中日社会的相互认识与历史特质的比较”、“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及演变”、“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战后中日关系的重建与发展”等主题展开。其中，近代史卷以1931年-1945年的战争为界，分战前、战争中、战后三个历史阶段，但第三部分（1945年以后）的研究成果并未收入这次报告。据介绍，由于这部分文章涉及的历史距离当下较近，而相关资料的开放尚不充分，也包含与当前中日关系直接相关的政治问题，拟将相关问题纳入第二阶段继续研究。研究采取“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的方式，对15个主题的探讨均包括中日双方的研究论文。步平强调，共同研究并非要求结论一致，然而双方在充分讨论、甚至争论之后形成的共识、能够认同的对方的主张，在各自的论文中均得到了体现。中日学者讨论现场最重要的共识是什么？最具代表性的问题在近代史部分。正如报告前言所说：“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起于1931年的那一场战争，对现实中的两国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近年来有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否认侵略战争责任，两国的民间及学界的认识也存在分歧，历史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交错，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障碍。步平表示，在这次研究中，两国学者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战争责任达成共识，即日方学者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据了解，在研究开展伊始，曾有日方学者认为需要对“侵略”加以定义，而中方学者认为这一命题在本质上就是错误的。最后日方首席委员一再向中国方面表示“日本学者几乎没有人否认那一场战争的侵略性质”的意见后，共同研究才得以正常进行。会上学者表示，“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是研究中最重要的共识。”如何看待分歧？步平认为，中日历史问题反映在政治外交、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层面上，互相交错和影响。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强调：“差异不是简单的对立，中日学术研究的差异更不是中日之间的对立。”在研究中，中方学者重视一系列问题的原因和本质，而日方学者强调问题发生的过程，步平将其概括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例如日方的九一八事变研究，着重指出了关东军独走的问题，卢沟桥事变的研究则讨论事变偶然发生的过程、事后的“不扩大”方针，等等。而中方学者认为，应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发动的扩张战争联系起来分析。步平表示：“我们一方面要明确，日本发动了战争，应该反思战争，也要思考战争是如何发起，谁起什么作用。日本学者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