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池《行色》一诗看宋诗特征在其初创期的表现文学史上常有这样一个现象：有的人作诗千万首而死后却无人传诵哪怕一首比如清乾隆帝弘历；也有的人虽然作诗不少，可惜散佚颇多，而留下的寥寥几首却无愧佳品，流传千载，如唐代的王之涣。在宋代也有一位诗人，虽然他的诗作现今只存一首，然而仅凭此作即可进入优秀诗人的行列，并在唐宋诗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就是北宋初期的司马池，其仅存的《行色》一诗载录如下：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到渡头。赖是丹青无画处，画成应遣一生愁。司马池（980－1041），字和中，夏县（今属山西）人，为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之父。真宗景德二年（1005）进士，授永宁主簿，后为建德郫县尉、知光山县，治绩著声朝野，于天禧五年（1021）迁秘书省著作郎，继而复兼监察安丰（今安徽寿县南、霍邱县东）酒税一职。《行色》一诗即为其赴任途中所作。其子司马光《续诗话》云：“先公监安丰酒税，赴官，尝有《行色》诗云云，岂非状难写之景也。”张耒（1054—1114）的《记〈行色〉诗》亦云：“(司马光)尝评古今诗句，著《诗话》一卷，亦载此诗，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废也。梅尧臣以诗名一时，尝言‘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右史集》卷四)欧阳修（1007—1072）于熙宁四年（1071）退居颍州汝阴，平日与亲朋论诗以资闲谈，后辑为《诗话》一卷，其中载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1002—1060）论诗之言曰：“诗家虽主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梅尧臣的这段话在宋诗的确立过程中具有纲领性的地位，开后世无数法门，其要义如下唐人主情，宋人主意，在情意之中各有偏重，并非说唐诗无意，宋诗无情，此其一；宋人主意，然须以意新为准衡，为前人所未道，语虽工，但其取得工的方法却为自己首创，于前人处未曾见，故“语工”之“工”亦包含了“新”的要求，此其二；梅氏云“虽主意而造语亦难”，主意与造语并举，而其着力处却在“造语难”一端，故下文述其克服造语难的具体途径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其三；景虽难写，但必要时必须摹状而出，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袅袅于目前，诗虽主意，但此意须涵咏不尽，如橄榄入口回甘无穷，此不尽之意借由语言文字来表达，但其最终却须摆脱文字的束缚而于文字之外求之，此其四。司马光、张耒认为《行色》一诗甚为成功，皆因其取得了梅尧臣所说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艺术效果，并由此达到了“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的境界。在此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梅尧臣仁宗天圣九年（1031）于西京洛1阳与时任留守推官的欧阳修相交，距司马池作《行色》一诗（1021年或稍后）已有十年，其时梅氏年方三十，欧氏年二十五，皆为诗艺未臻完善之时（梅氏自存诗稿即始于是年），则司马池写出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具有典型宋诗诗艺的作品诚属不易，我们甚至可以说该诗乃宋诗初创期为梅、欧导夫先路的一大力作。下文便以《行色》一诗为分析对象，看看司马池这一宋诗的先行者是如何创作出这首具有宋诗色彩的杰作的。我们先从诗题《行色》谈起。“行色”一词出自《庄子·盗跖》。孔子游说盗跖不成，反而被教训一通，目光茫然，色如死灰，以致据轼低头不能出气。盗跖之兄柳下季见了问道：“今者阙然数日不见，车马有行色，得非往见跖耶？”柳下季判断孔子的铩羽而归，主要是根据其面部表情、精神状态而非车马之沾染风尘，而其不言人而言车马，应该是出于婉辞。后世以行色一词入诗始于唐，如岑参《送宇文舎人出宰元城分得阳字》“马带新行色”，白居易《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轩车动行色”，与《庄子》的原始语境一样，其着眼点落在车马身上，而对此作出革新、将行色引向外在风景的，则是杜甫，如其《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其三）“行色递隐见，人烟时有无”。钱谦益笺后者道：“林峦回复，故行色递隐递见；山谷荒凉，故人烟乍有乍无。”（《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