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谏诤风气与文学家谏官的命运VIP免费

唐代谏诤风气与文学家谏官的命运傅绍良内容提要：由于在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文学家以其所秉有的文才成为谏官队伍中的主力。尽管唐代君王基本都有求言纳谏的意识，但在不同的时代，谏诤风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了唐代文学家的人生轨迹，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命运。可以说，唐代文学家的政治命运折射着唐代的政治风气和唐王朝的命运。从理论上说，唐代君王都重谏，把劝谏与纳谏作为为政之本，无论是开国之秋、大治之际，还是衰变之期、灭亡之时，统治者都将求言纳谏作为安邦图存的良药，因而从唐太宗、唐玄宗一直到唐懿宗、唐僖宗，都发布过劝谏求谏的诏令，“求直言”诏不绝于史，“从谏则圣，共理惟贤”唐德宗：《君臣箴》，《全唐文》卷55。是这些君王为政的共识。然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各人政治素质的差异，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这些有纳谏意识的君王们并不能去奉行其理想的政治，或者说不能真正劝谏纳谏。概而言之，从开国到灭亡，唐代政治的谏诤之风呈波浪式发展。在唐代谏官的任职资格中，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参见拙文：《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人文杂志》2003年第6期。唐代许多有作为的文学家都曾任谏官，或者说，唐代许多著名的谏官都是杰出的文学家。因此，不同时代的政治因素与那些以文学见长的谏官们关系十分密切，它往往左右着那些任谏职的文人们的政治前途和人生命运。一唐高祖和唐太宗当唐代开国之初，常以秦隋之亡为鉴，“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典籍岂无先诫。臣仆谄谀，故弗之觉也。汉高祖反正，反谏如流，洎乎文、景继业，宣、元承绪，不由斯道，孰隆景诈。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良足深诫。”唐高祖：《颁示孙伏伽谏书诏》，《全唐文》卷1。因此，他们都将求言劝谏作为政治的头等大事，这在上节的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开国时期居安思危的政治意识，使得唐太宗特别注重与臣下的关系，无论来自哪个阵营，也无论其官职的高低，只要有治国的才略，就委以重任，决无疑虑。王夫之评唐初之任官的情形云：“拔魏征于李密，脱杜淹、苏世长、陆德明于王世充、简岑文本于萧铣，凡唐初直谅多闻之士，皆自僭伪中拔濯而出者也。……盖新造之国，培养无渐渍之功，而隋末风教陵夷，时无岩穴知名之士可登进以为桢干，朝仪邦典与四方之物宜，不能不待访于亡国之臣，流品难以遽清，且因仍以任使，唐治之不古在此，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侧者亦此也。”《读通鉴论》卷20，唐高祖之五，中华书局排印本，1975年，第668页。后世常引以为楷模。文宗以杜胔领度支称职，欲加户部尚书，因紫宸言之。陈夷行曰：“一切恩权，合归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珏对曰：“太宗用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谓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无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职，事事皆决于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劳心力，臣下发论则疑，凡臣下用之则宰相，不用则常僚，岂可自保。”《旧唐书》卷173《李珏传》。不过，唐太宗还以重文学著名。他曾开文学馆，“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宇、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洲’。”《资治通鉴》卷189《唐纪》5。但从“十八学士”的身份和能力结构不能看出，所谓“文学馆”并非“文词馆”，而是相对于武功而言的“文治”人才馆，诚如太宗所云“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旧唐书》卷28《音乐一》。这十八学士在儒学、文学、史学、音乐、吏能等方面各有所长，但都勇于犯颜直谏，有谏臣风范，即使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之士虞世南亦如此世南虽容貌?，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心存规讽，多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