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 沉默权· 实验取证刑讯逼供· 沉默权· 实验取证刑讯逼供是一个世界性的法津问题。在现代中国，它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客观现实存在，以至于1997 年中国新刑法不得不把它作为一个罪名确立了下来。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很复杂的和很多元的原因，它既有其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也有其现实、制度、政策等因素，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所能予以说明的。本文想通过对一起有关“实验取证”和“刑讯逼供”激烈交锋的典型案例介绍和分析，从“沉默权”及“实验取证”的角度探讨一下防止和禁止刑讯逼供的路径。因此，全文第一部分，我⋯⋯一、一场“实验取证”与“刑讯逼供”的交锋（一）背景20XX年 6 月 14 日下午，安徽滁洲火车站。31 岁的周萍再次登上了开往山东的火车。6 个小时之后，火车抵达兖州站。下车，出站，再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赶往目的地——济宁。这已是她第22次赶往济宁。自从去年 8 月 11 日，得知丈夫涉嫌盗窃被拘留，尔后又莫名其妙死去的消息后，从没出过远门的她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往返于滁洲、济宁和曲阜间，寻求丈夫死亡的真正原因。周萍一直认为，丈夫黄公元的死和曲阜公安局刑警的刑讯逼供有关。这一念头的萌生是因为她在丈夫的尸体上看到了大量电警棍电击后流下的痕迹。曲阜公安局解释，使用电警棍是因为黄公元在审讯中逃跑，但公安局的一些异常的举动却让周萍觉得他们的心虚和回避。“去年 8 月 11 日，曲阜 3 名公安人员（后查明，这3 名刑警就是涉嫌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陈新国、徐恒邦、丰宗祥）来到滁洲，通知我们带钱去赎人。我问他们黄公元犯了什么罪，他们也不说，只是让我带3 万元去。我问他们3万元够不够，于是他们又说那还是带10 万吧。”周萍回忆道。“可是，我们 8 月 14 日到了曲阜，他们又不让我们见人，只是让我们给关在看守所的黄公元送去500 元钱。 8 月 24 日，我们带着律师又去时，那3 名公安就不再和我见面了，换成了一个主管刑事的王副局长接待我们。”周萍说，而这位王副局长见面后，只同他们聊家常，丝毫不提黄公元的事。最后，在律师一再要求和黄公元见面的情况下，王副局长才不得不告诉他们，黄因病重，已被送至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抢救。周萍和律师随即赶到了医院。两名警察守着的监护室一副戒备森严的模样。周萍赶到医院后不久，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周萍很纳闷，丈夫身体一向很结实，怎么会一下子就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黄公元的功能衰竭？满身的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