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后可任意编辑从制度经济学分析中国转型模式2012 年 06 月 25 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文杂志》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柏林墙倒塌、中国改革开放演绎出世界历史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跌宕起伏，险象环生
转型国家社会进展轨道的转换不仅是进展战略的选择问题，也是战术策略选择的挑战，是制度体系“华丽的转身”，浓缩漫长的人类社会变迁于“惊险一跳”
中国 33 年的改革已使国家治理走出计划经济集权体系的“政府全能主义”模式，迈向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进展轨道，然而，转型过程中的制度转换摩擦引发的经济衰退与秩序混乱是所有转型国家都必须正视的现实风险，如何在制度转换中继续保持秩序、持续增加改革动力对于进入到转型“深水期”的中国意义非比寻常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有必要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中国社会的高效与和谐进展
一、从集权到自由的转型：大爆炸、休克与陷阱 1
激进转型的思想与“休克疗法” 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集权时代，以“全能政府”“有形之手”全面控制社会资源配置，取代市场机制、价值规律与供求竞争这只“无形之手”，这产生了两个直接效果
其一、政府的作用被空前强化，从宏观到微观，贯穿社会各个层面，以政治中心形成了对经济、社会、思想的全面控制，导致转型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畸形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的整体失败
其二、计划经济效率的持续衰减
对此，科尔奈曾尖锐地指出：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宏观和微观供求之间普遍存在长期性失衡是资源约束型经济的典型现象，其关键性缺陷是国有财产制度的非人格化，并由此形成最普遍的“短缺”特征，形成短缺的直接原因是各类摩擦，导致摩擦的根本原因是软预算约束，而造就软预算约束的原因则是表现为“善意”和“强制”规定的“从 80 年代末开始，以科尔奈为代表的东欧经济学家否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可改革性”(Reform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