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教下》翻译 《周易》说：“蓍草的品格圆活象神明，卦象的品格固定象智慧。”我近来曾采用它们的含义，来概括古今的书籍，撰述应当圆活象神明，记注应当固定象智慧。智慧用以收藏往事，神明用以预知未来，记注应当使往事不被忘记，撰述应当能预测未来，因此记注收藏往事象人的智慧，撰述预知未来象神明。收藏往事应当完备无遗，因此体例是固定的，其品格表现为方；预知未来，应当有选择有取舍，其体例不能一成不变，其品格表现为圆。《周礼}记述周代官职有三百六十种，能够说已经相当完备。然而诸位史官都掌管记注，还未曾有专门进行撰述的史官，那么，流传后代流行久远的功业，不能拘泥于职务，不一定要等待专门史官设立以后才进行撰述；但如果不是具有很高智慧，深刻了解二帝三王治国精髓的人，不能进行撰述。这就是(尚书}没有固定体例的原因。 《尚书》、《春秋)，都是圣人著成的典籍。《尚书》没有固定的体例，《春秋》有固定的体例。因此，《尚书》这一流派转变归到《春秋》中，而《尚书》著书宗旨与编纂方法却没能流传下来。有固定体例的容易效法，无固定体例的难以继承，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然而撰述与记注两类史书，自从有史书以来，二者不偏废。(后来史学家)不能探究六经深意，(但)没有不受其遗留宗旨影响的。史学家继《春秋》以后而写作的史书，没有谁赶得上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的《史记》与撰述极为接近，班固的《汉书》则与记注相似。 从《尚书》发展到《左传》，《尚书》没有固定体例而《左传》有固定的体例，是为解释经书。从《左传》发展到司马迁的《史记》，《左传》按年月顺序记事，《史记》则分类记事，以搜集记述(编年体)不能包罗的内容。从《史记》发展到《汉书》，《史记》贯通古今变化，而《汉书》则墨守成规，以显示记述内容已完备无遗。就表面而言，《史记》与《左传》差异很大，而《汉书》与《史记》极为相似。(原因是)《左传》体例直接 (按时间顺序记事)，自然是编年体开山作，《史记》与《汉书》记事详细完备，都是纪传体的鼻祖。推究作史方法来说，那么《史记》体例灵活，在许多地方受到《尚书》著书宗旨影响，《汉书》体例详备固定，在许多地方受到《周礼》著书方法的影响。 《史记》的纪传体例，依据《左传》编年体而简要地进行区别，并不过份拘泥干题目。《伯夷列传》是七十篇列传的序言，不是专为伯夷而作。《屈原贾生列传》用以痛斥绛侯、灌英的谗言，文中记录屈原的部分，不是为表达屈原的忠诚，实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