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后可任意编辑读 《现代性与大屠杀》 有感读《现代性与大屠杀》有感 “大屠杀最震撼我们心灵的，或许不是被屠杀的命运也有可能落到我们身上，而是想到，我们也可能去进行屠杀；过去我们有可能这样做，假如有适当的条件，现在我们仍有可能这样做。”英国社会学家齐鲍曼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关于大屠杀的讨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学者往往存在两种倾向:其一，关注大屠杀的德国特性和犹太特性，也就是将其视为犹太人历史中的一个事件。把大屠杀的说明集中在它的德国性和犹太性上，也就将罪行归咎于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这事实上就赦免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一切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国家里，它与我们无关，与我们的文明本身无关，只是文明进程中一个非常态的痼疾而已。就像鲍曼所说：“这也许对大屠杀所在的社会有所诊第 1 页 共 7 页下载后可任意编辑治，然而却几乎不能增加我们对这个社会正常状态的理解。”其二，将大屠杀看作广泛而常见的一类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也就是将大屠杀视为类同于普遍的、人人熟悉的那类人种、文化或者种族之间的压迫与迫害中的一项,只不过是较突出的一项。将大屠杀视为社会的常态的方式,使学者们力图从大屠杀与其他种族屠杀的共同性中寻找原因,因而大屠杀的解释必定牵涉到人类一种原始的、在文化上无法磨灭的自然“属性”——比如洛伦兹提出的本能攻击性等。或者会被置于最可怕和最邪恶的——但理论上仍是可接受的——种族灭绝中去。无论选择哪种方式，结果都是一样。大屠杀被搁置到人们熟知的历史之流中。而鲍曼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另一种观点: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大屠杀式的现象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 第 2 页 共 7 页下载后可任意编辑 从社会体制上看,大屠杀是同现代官僚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屠杀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资源,设计合适的设备,制定各种预算、计划和“生产”流程,不断协调许多部门的通力合作等等。而科层制这种现代官僚体系的基本形式，其高度程序化、组织化的体制为大屠杀的发生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纳粹党卫军总部负责屠杀欧洲犹太人的部门的正式名称是管理与经济厅,这一名称十分传神地表明,大屠杀是一个国家官僚体系长期运作的结果。这个过程通过两种方式形成，一种是劳动分工，另一种则是技术责任代替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