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衰落，中国的教科书多数只是口号式总结成“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出卖主权”、“内外勾结”、“丧权辱国”。这里我想从当时士大夫阶层思想认识的角度，对比着日本，探讨一下中国衰落的原因。 我认为，在客观上，近代中国实际上是接触到了西方的文明，即使是在鸦片战争后，也完全有可能踏进国际世界，经历大胆的改革之后，周旋于列国之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由于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中国从统治者到思想者，在观念上基本上都否认了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的存在。如前面所述，西方列国在中国近代大部分士大夫的思维中，被归为“夷狄”的范畴，西方制度，被视为“夷俗”。士大夫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正统思想，基本上断绝了他们主动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可能。 在对待外侮，中国也经历了否认、承认、图变自强的历程。1860年，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进程终于艰难的启动。洋务派是比较具有危机意识的士大夫阶层。其中又以奕?和李鸿章为代表。 李鸿章最早向皇帝乃至全体中国士大夫们指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相对于当时以倭仁为首的国粹派的空谈阔论，李鸿章的“大变局”、“强敌”观念，无疑是对西方挑战的严峻现实的认识上的深化，其进步意义不容忽视。李鸿章在 1864年写了一封信给恭亲王和文祥，信中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
